王洪琛:故事、反故事与当代艺术

2017-08-23 08: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洪琛

  当代艺术的反故事化倾向,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52年,无声音乐《4分33秒》在纽约一座半露天音乐厅初演,这部被称作“四分半钟的寂静”的乐曲,堪称先锋音乐的颠峰之作,开启了一个无限休止的“零”的神话。奉卡夫卡为鼻祖的现代小说家,已毫不迟疑地揖别革命、苦难、希望和爱情等文学主题,在拥抱琐屑而平凡的日常生活时,将艺术对宏大叙事的改造坚持到底。在某种意义上,法国作家加缪有关“现代作家不再讲故事”的断言,几乎成为当代人文艺术的真实写照。

  其实,对于叙事前景的这种黯淡,批评家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1936)中也曾有过近似的预言,现在看来一语成谶,“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我们遇见一个有能力讲好一个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而他对此的进一步分析却发人深省。在本雅明看来,这是一种现代性社会独有的精神症候。在这里,人类经验的交流变得贫乏而空洞,人们只能固守于有限的精神时空,而无法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实现自我超越。在这里,“消息”及其衍生物,成为新时代的标志和符号。“消息传播与讲故事的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讲故事的艺术日渐稀罕,消息的广泛传播就是这种状况的祸首”。

  显然,这是故事所面临的时代语境。依照英国理论家福斯特的定义,所谓故事,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在传统社会,这种叙述的功能是由农夫和水手完成的。他们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承担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记忆与生活想象。但是,当我们身不由己地被抛入一个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社会时,“农夫”和“水手”的面孔变得日渐模糊,报纸垄断了日常阅读,信息取代了人文教养。那些曾经氤氲于日常生活的“灵韵”,那些曾经牵连起族群记忆的“灵韵”,那些曾经温暖过无数心灵的“灵韵”,真的在渐行渐远。可以认为,故事的消亡,既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不得不正视的后果。

  故事的消亡消解了语言符号的魅力。作为隐喻的语言,其实有一种双重性格:一方面是自然世界的命名者、固定者或“牢笼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陈见的破坏者、拆解者或“麻烦制造者”。在这种循环往复的双向运动中,语言在具体的言说中保持着一种锐意创新、力去陈腐的冲动。而故事以及对故事的讲述,正是这种存在最核心的载体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的消亡,使得语言很遗憾地退守于概念把握和判断分析层面,在客观上消减了语言的原初创造力。

  故事的消亡迫使人们远离生活世界。口耳相传的经验曾经是一切故事的灵感源泉。无论是西方经典《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还是中国汉代史传、六朝志怪、唐人传奇,都无一例外地与人们的生活相关,又在口述与案头中回到人的生活世界。然而,故事的缺席,使得生活的滋味不再有趣和细腻,生命的逻辑也因此显得乏味和机械。长期以来,人们赖以认识自我、阅读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戛然而止。历史变成一种无意义的循环,对于时间的体验开始消失,碎片化的生命感觉笼罩了日常生活的全部。作为故事的尺度的神秘性,作为生活的尺度的想象力,都随着故事的消亡而烟消云散。

  故事的消亡堵塞了多元性的可能。故事的神秘是人类能够讲述出来的神秘,失去故事意味着人类失去多元的时空维度。实际上,在文化的意义上,多元性是人性与故事的共同处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是与个性、故事密不可分的。没有许多个性,就不存在任何个性;没有许多故事,也就不存在任何故事。杜绝了对多元性的追求,真实生活的内在张力也随之被剥夺。同样,在以同一性为标志的艺术界,多元性显然只是一个失落的梦。在这里,躲避崇高,不仅是一种题材选择,更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这同时也意味着,回到故事,是另一种方式的对崇高的固守,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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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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