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读子弹库帛书

2017-10-20 15:55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零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不过,话说回来,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的,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他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甚至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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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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