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现实与新时代史诗

2018-01-16 08:49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大先

  每一个身处于某个时代中的个体,并不一定因为他的亲历性就必然获得了对于时代的清晰认知,这就如同行走在山间道路上的旅客,沿途景色风物目不暇给,却并不能让他全部掌握峰峦叠嶂的全貌。他惟有登上高峰,让眼光像飞鸟一样飘飞远举,方能纵览山河,看清大地的全景。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一样,只有以思想的洞察力和精神的涵盖力作为支撑,才有可能统摄全局,而不至于陷溺在支离破碎的经验迷障或者游离在偏执的观念之中不能自拔。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史诗般的演进召唤着文学的史诗般书写,而认识新现实、书写新史诗、塑造新人物并非易事,惟有经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宏阔深入的分析乃至艰苦卓绝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的灵魂交战才有可能朝这个理想目标迈进。

  新现实:时代的多重褶皱

  理解与认识我们时代的新现实,是任何一个试图书写时代者的前提。毫无疑问,现实并非透明的镜子,而是多重褶皱的重叠,它一方面区别于个人身经所历的片段“真实”,另一方面也不是主观心理的虚构,而是凝聚在书写者与时代的意向性结构与关系之中,因为它的描摹、批判与规划的多重指向性而成为一种文学的意向性现实。

  如果从体验与感受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新时代经验到的现实划分为三种。其一是身体现实,这是所谓的直接经验,即个人的眼耳鼻舌肉体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域的所感所知。因为其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切肤性,而成为一切创作的基础。但其优长也是其局限,就是囿于个体化的限度而难以具有超越性。

  其二是闻知现实,也即间接经验,来自于每个人所受到的教育、所接受的信息和所服膺的观念。尽管这是一种主观现实,却往往具有比身体经验更为强大的力量,比如文化教育所形成的认识范型、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定见、压倒性的信息流播,它们合力会形成一个人对于社会与时代认识的顽固的前理解话语,要突破这种前见需要从根深蒂固、泥沙俱下的话语之中进行深刻有时候甚至是撕心裂肺的辨析与扬弃。

  其三是增强现实,这是我们时代新兴的虚拟经验。如果说身体现实和闻知现实在文学史上是一开始就具有的情形,虚拟现实则是在新媒体技术手段和景观社会语境中的独特现象。所谓增强现实就是文本与符号突入到生活之中,并且让自己成为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虚实相生,真假莫辨,或者说真实与虚假的逻辑在这种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拟像文化中已经消弭了。尤其是在网络遍及日常生活无远弗届的角落之后,现实已经日益转向“后事实”或者说“后真相”的图景。

  这三重现实交织在一起,现实融合了。面对个体经验的有限性,碎片化经验与信息的局限性,总体性思维还有无可能,如何才能立体、全面而又深刻地描绘时代的风貌、探明时代精神之所在?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名目之下林林总总的文学探索,无论其形式、手法和风格取向如何,其实最终都指向一个“无边的现实”。如今我们面对的多重现实,文学如果要创造出当代的意向性现实,那么可能需要认清现实的深度模式向平面模式的转化:对应于表象世界的万千呈现形态,精神的内在、灵魂的幽暗与心理的深层,一向是现代文学孜孜以求的“本质”,这在今日依然有效,因为曾经的现实还在;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在这种二元式思维之外,开掘出虚拟现实层面的二元合一、即目会心,所见即所得,表象即本质,那就有待适应于此种现实内容的新的形式。

  新史诗:从个体到共同体

  发明新的书写形式,是新史诗的内在要求。从文学生态而言,过去未去,未来已来,旧有的文学形式依然生发出巨大的能量,一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已然来临,这个经过了现代性洗礼的时代让古典的史诗世界瓦解,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谐合一状态被打破,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从《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尼伯龙根之歌》《卡勒瓦拉》这些古典史诗或者在浪漫主义时代被重新整合的史诗如今只能作为文学遗产,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更多只是在某个特定区域、特定族群还具有“活的传统”的意味,却无法对当代生活发言了。

  当小说成为现代史诗之后,19世纪、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确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具有史诗风格的摹仿与表现形式。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进程中,也曾出现了革命英雄史诗的成功范本,但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代中,那种既有的语法失效了,虽然我们依然可以在各种媒体表述中看到对于某个具有宏大野心作品的史诗评价,但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新写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影响下的先锋写作,都往往聚焦于家族命运、个人经历与大历史之间的比照、参合与互动,难以承担起史诗的重负。其根本原因在于,一种个人主义和个体化倾向在写作观念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史诗的对象并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共同体的命运。史诗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英雄绝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类、群、集体的存在。这种集群性的主体重新将现代社会中分裂了的个人与社会通过想象与书写绾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之中,个人不是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而总是与悠久的历史、广阔的社会、宏观的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个体中见出总体,也只有在总体中才能认识个人,它们的命运整合纠结在一起。扩而言之,史诗指向于一种更为普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代呼唤着总结过往、瞻望未来的新史诗,其核心在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塑。文学如果要想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就应当承担起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责任,认识到超越既有文学书写规范的艰难性,在此基础上重新召唤、打造一种关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的共同体意识。

  我们曾经在赵树理、柳青的作品中看到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与实践中创业的艰辛以及社会主义新人的强大主体意识与新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曾经在路遥的小说中看到新时期农民奋发图强的强力意志。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都带有古典主义史诗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路径中,有过迂回曲折的成就与教训,留下丰富的书写题材,为新史诗的写作提供了深厚的资源。

  以晚近40年来最为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综合国力增强为例,经济学家梳理出多次危机,涉及到外资外债的背景和“三农”的应对,都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向“三农”转嫁,城市的产业资本实现“软着陆”。政府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象和外部地缘政治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这才是新时代扣人心弦又惊心动魄的史诗,既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更关系着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欢喜哀愁。记录、见证、认识、评价、展望新的时代,需要从个人主义、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褊狭中走出,弘扬文学的公共性、社会性和集体性,是新史诗书写的关键——这并非说前者不重要,而是说前者应该以后者作为坚固的支撑。史诗要求的不仅是美,更是力,不仅讲究美学趣味,也要伸张教育认知,不仅要有人文关注和人性讨论,更要有思想辩难和精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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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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