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刊刻研究中的文学与图像关系

2018-01-22 0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敬鹏

  仅仅将“文学与图像关系”的既有理论简单移植到版画插图研究中,无论如何苦心孤诣地搜集稀缺文献,或者绞尽脑汁地炒冷饭,甚至百变花样地重复前人、重复自己,这样的学术不过是一个量化数字罢了。

 

  近年来书籍刊刻问题颇受学界关注,这是我们对“物质诗学”的真切践行。其中,涂秀虹的著作《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在小说刊刻这一具体领域中发现了很多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对古代文学方面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较具启发性。

  包括“导论”在内,《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全书共有十章。第一章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明代建阳小说的语体、题材、编刻类型与版式特征,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探讨了“讲史”、“神魔”、“公案”三种小说编刻的背景。最引人注目的是从第五章至第九章这五部分,围绕《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文学经典,涉及了小说与插图的关系,需要逐一展开论说。

  首先,作者认为“上图下文版式既不是建阳书坊的独创,也不专属于建阳书坊,但是,我们注意到,其他地区使用此形式的也多为通俗类读物,面对的同样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群”。诚然,万历以后的建阳书坊与江南书坊“互相借鉴、融合”,以至于像明末清初的《三国志演义》,“已经很难以插图版式、情节内容特点来判断其刻书地点”。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但凡提到明代的建阳小说,其标志性的特征便是“上图下文”版式,进而成为了这一地域刊刻的“旗帜”与“名片”。事实上,建阳书坊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刊刻出优秀的插图本文学作品,例如至正年间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即“整版全幅插图”。这就表明,单纯从书坊(主)、刊刻类型和风格等方面研究插图,并不能有力回应郑振铎对明代版画“光芒万丈”的定位。因为版画插图的“光芒万丈”不仅仅体现在类型和风格的千姿百态,更体现在读者们“众口难调”的预期、定位与接受。

  就这一问题而言,涂秀虹作出了精彩的评析,认为之所以建阳刊刻的小说多是“上图下文”版式,原因在于“建阳书坊长期形成的普及性、大众化的经验策略和读者定位”。具体来说,建阳书坊面对的是“普通下层民众”读者群,他们“读文的能力不如读图的能力”,而版画插图却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文意,并“替代和补充了一部分文字的表达”,这与海外著名小说理论家何谷理《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次,建阳刊刻的小说插图具有“连贯展示小说情节的发展”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上图下文”的版式,即“每页插图的形式”,就是为了“帮助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理解文字,调节阅读之乏”。以《水浒传》为例,容与堂本插图无意于通过每回两幅“回目图”复述一遍小说情节,因为此类版画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审美与清玩。较之容与堂本版画,建阳版画却是实用性的,“它注重图文对照,大体依据本叶故事”,进而以直观的形象“演示故事”,“读者翻阅插图就能大体把握全书内容”。涂秀虹的这一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的版画插图研究,因为后者往往会走向“地域风格”般的套路和死路,但是前者将问题引入到了“文学与图像关系”这一全新的论域。进而言之,以建阳版画为代表的“上图下文”版式中的插图,它的摹仿对象是当前页的主要情节或者关键、核心情节,堪称《水浒传》叙事的“示意图”;而以容与堂本版画为代表的全幅版画插图,它的摹仿对象却是直接的、反映在回目标题中的情节,以及间接的、烘托这些情节发生的背景,当属《水浒传》叙事的“诗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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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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