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主张性体情用论

2018-02-07 08:4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守政

  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主题。宋代“二程”皆主性理说,与之同时的苏轼却有着与前者不同的性情论。在近年来关于苏轼的研究中,他的性情论虽有涉及,但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笔者拟以苏轼早年的人物史论为基本材料,通过对“性”、“才”、“情”等概念的梳理,揭示苏轼性体情用论。

  苏轼之前,有四种典型的性论,分别是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和韩愈的性三品论。苏轼非常熟悉上述观点,并且在其著作中有所评判。

  首先,他认为上述四种性论都是出奇之论,唯恐后人无法记住自己。他分析道,孔子言性“未尝断其善恶”(《扬雄论》),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性善恶论观点,孟子乃是始作俑者,因其首提性善论(《子思论》)。而荀子立论,“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荀卿论》),为愚人所惊、小人所喜,实在是刚愎不逊,自许太过。诸子如此立论,究其根源,无非是想传书于世,又害怕作品被淹没,不为后人所记取,“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子思论》)。

  其次,他认为前人的性论皆属杂才论性。他说:“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扬雄论》)。“性”与“才”之间的区别黑白分明。以“木”为例,树木均需土、雨、露、风、气之所养,方能成其茂盛,这是木所同具之性。至于或坚或柔,或大或小,或为毂为轮、为楹为桷,并非木之“性”的体现,而是由材质所决定的。显然,“性”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才”只是“性”被发展出的一种结果而已。

  最后,针对韩愈的性三品论,苏轼专门批评其为“离性以为情”。对于韩愈的喜怒哀乐皆出于情之说,苏轼不以为然,认为那会流于老子的“婴儿”之说。韩愈之论既“合才以为性”,又“离性以为情”,可谓集合了上述性论的所有缺点。相较而言,苏轼则主张性情不分,“有喜有怒,而后有仁义,有哀有乐,而后有礼乐”(《韩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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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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