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短篇小说:作为载体的困境,与重新开始的可能

2018-02-27 15:08 来源:文艺报 作者:聂梦

  2017年,小说家们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作品,围绕这些作品所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增加了文学于社会空间的热度和分量。然而,在繁荣气象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在悄然运行,那就是困境——写作者对于人们所处困境的指认和描摹,构成了这一年中短篇创作中深具普遍性的光景。

  2017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小说家们贡献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本身,以及围绕它们所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于社会空间的热度和分量。然而,在繁荣气象背后还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在悄然运行,那就是困境——写作者对于人们所处困境的指认和描摹,构成了这一年中短篇创作中深具普遍性的光景。在小说家眼里,困境从各个方向、自各个层面向我们蔓延而来,作为整体的生活、独一无二的关系以及始终难辨的自我,均因困境的存在而加深了自身色调的晦暗与凝重。但与此同时,困境又是载体,在它身上,一股更为深沉的力量被凸显出来。这力量既包含了现实的向度,又包含了精神的向度,它怀着巨大的哀伤和沉寂,协助小说家完成笔下文字的使命:珍视所有的力有不逮和悲悯与热望,珍视那些不可挣脱的命运和必然性,以及人与自身对话的艰难与可能。

  被劫持的生活

  “被劫持的生活”出自王咸的《去海拉尔》。李朝在MSN的聊天对话框中敲下几个字:感觉整个生活都被劫持了,天聊得很随意,却有种一语成谶的味道。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小说家们在如今这个时代的现实感——这种主观的、观念层面的认知因其存在本身,以及对于主体行为的作用力,已然构成了现实的一种。对于小说家来说,现实本身很重要,如何认识现实和表达现实同样重要。

  自《心灵外史》开始,石一枫逐渐将笔下的现实拉长,并试图让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贴得更紧。《借命而生》中,他以上世纪80年代末一桩不起眼的刑事案件为切口,描绘了一幕附着在小人物身上的时代悲剧。劫持警察杜湘东一生心神的,是他对浪漫、理想和价值的执念,是对不同时代下、不同语境中好与坏定义的反复思忖。主人公“憋闷”的人生遭遇提醒我们,时至今日,理想主义光环仍旧可以将失败者与悲剧式英雄连接在一起。另一位被劫持了一生的女孩,来自田耳的《一天》。不同的是,她的出场形象仅是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死亡在这里变成了一个契机,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经历、命运一下子被召集在了一起。围绕着赔偿金数额的多番争执,引出了亲人们不同层次的悲痛、几辈庄稼人的故事,以及无法言尽的风俗、世情与人心。作者有意将语调压低,语速放慢,试图在一种平静的气氛里,写出人生的大苦。叶兆言的《滞留于屋檐的雨滴》和乔叶的《四十三年史》同样是写一生。如同记录片一般,前者使用儿子的旁白,画面中却尽是父亲的镜头,后者按下快放键,以“她”从学业到升迁再到清场的奋斗史,写尽了那个极易养活、永远精神矍铄、生机勃勃的穷。

  郭平《在故乡》整理了六则耐人寻味的故人往事,故事与故事之间各自独立却又彼此缠绕。特定年代施加于人身上的压抑、荒诞与喑哑,因作者冲淡自持的叙述而愈发显得割肉见骨。作者以“在故乡”为题颇具深意。可以想见,此去经年,但凡思乡之时,惟有用这些千疮百孔的记忆来驱除异乡感,其中的滋味更是难以言说。类似的钝痛,在樊健军的《穿白衬衫的抹香鲸》中亦有回响,表达方式上却是另外一番形貌。这是一篇深谙繁简之辩的小说,作者以“藏”为义,对童年经验的细微描摹和整个作品不予质判的纯真感伤的基调,激活了小说更加丰富多义的阐释空间。童年独特又模糊的矛盾之处以及何以以沉默的复杂的姿态反抗规训和简化等,从象征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小说卓越的品质。有时,动物也会成为记忆的见证者,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岁月的善举,是岁月对于人们“复杂的痛苦”的人格化抚慰(崔曼莉《熊猫》)。

  面对如此这般的生活,辩驳者与反击者不乏其人,但挥出去的拳头却往往只能打在棉花上,涌动的激烈情绪最终都变成了怅然。驻军的日常并非文艺的新鲜话题,董夏青青的《科恰里特山下》有意绕开此类题材关于坚持、信仰的直抒胸臆,用一种干脆得近乎凛冽的语调,写出了不断闪回的外部世界对于边地驻守军人变动不居却暗流涌动的内心的干扰。尹学芸的《曾经云罗伞盖》于不动声色中再现了时代变迁里曾经的巾帼英雄、如今的钉子户朱玉兰引人唏嘘的曲折人生。肖勤的一手经验和写作智慧在《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中得到了充分施展,小说写官场倾轧,写得惊心动魄,小小县城中,塌方式的腐败对人的意志、斗志和勇气提出了极大的考验,邪不胜正的结局并不妨碍阅读者进一步发问:世界自有其干净透亮、门神与死士,为何总有人难抵克制背后的贪婪?此外,苏童的《玛多娜生意》、艾玛的《白耳夜鹭》、蒋峰的《海面那儿有个小黑点儿》、徐衎的《肉林执》、钟求是的《街上的耳朵》、章缘的《失物招领》、鲁敏的《火烧云》、张楚的《人人都应该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徐小斌的《入戏》等,也都在各自的向度上可圈可点。人世的艰难、辛酸和无奈被小说家悉数洞穿。

  在一众心怀怅然的人物当中,黄昱宁《呼叫转移》里的“我”格外显眼。一位代驾,转而兼职电信诈骗,却不知不觉在女文青和男导演的戏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里,荒诞变得顺理成章,却也滋生出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好奇、试探、理解与松动。《呼叫转移》从某种意义上阐明了小说家藏匿于“被劫持”的现实感背后的更深层面的动机:现实感既包括现世的观照,也包括高远的遥望。尽管人们的遥望方向并不一致,但说到底,能摆渡自己的终究还是自己。警察、穷人、孩子、骗子,他们的内心世界究竟有没有可能如此丰富、如此强大,这取决于我们把他当做一枚标签,还是一个人,甚至是人的总和。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能提供的现实感,也完全可以在情感、观念甚至思维层面影响并塑造这个时代的表情。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张雨楠)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