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也应接地气

2018-04-12 08:59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刘跃进

  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原题《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

  柳青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楼下。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他住在四楼342房间。那年,我刚上初一,时常看到他下楼遛弯,不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温和的微笑,让人没有距离感。那时还小,没读过他的小说,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这副农民的模样,是我对文学的最初理解。后来,我也开始偏爱文学,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小说,应当也读过《创业史》,可惜印象不深,应该没有读懂。但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毕业那年,我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实现我的作家梦,大约与此有关。

  关于柳青的评论,我关注得较晚。严家炎先生的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严先生说:“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1]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再后来,又读到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一文。[2]她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作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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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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