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的飞跃与孟子诗教

2018-04-23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大为

  “王者之迹熄然后《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孟子学说的主轴,并非“心性”形而上学的概念攀援和道德理性演绎。孟子综合“王者之迹”体现的儒家政教理想与孔子“志在《春秋》”的现实精神,从个体心性层面上,弘扬与重建了一种关于心性的诗性教化传统——实现心性从“实然”向“应然”层面的跃升。这种心性教化具有肯定性、内涵性、价值性的内容,而不同于汉代诗教仅仅停留在一种限制性、限定性的抽象规范层面。心性教化追求“应然”的超越性,但不同于理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思路,它正视而非回避人性之“实然”的现实构成状态。

  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当中的心性飞跃

  孟子自认为最擅长的两件事,“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事实上都是把握心性的具体手段,它们力求把握的是心性“实然”状态下的现实性。这体现在诗教与文论问题上,“言”与“诗”就属于人的心性之“实然”的自然状态,而孟子“以意逆志”的论诗、解诗方法,由此就具有了“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孟子·尽心上》)的修养、教化方面的积极意图。从心性角度看,“心”是“性”的实存形式,“性”是“心”之本然、本体;同时,“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说文解字》),“志”是“意”的统属,而“意”是诗中之义、言中之义,是“志”的具体化。但总体而言,“天命之谓性”(《中庸》),对于孟子来说,只有渊源自“天命”之“性”的道义责任担当,才能称之为“志”,所以一方面,“志”和“性”是同属一个“应然”层面的东西,而“诗”“意”或“言”“心”属于“实然”的现实具体性;另一方面,“志”“意”和“诗”又分别包含着“性”“心”和“言”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具体内涵。

  由此,“诗”(“言”)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作为“性”之实然的“心”迹之所“存”;另一方面包含了“志”之具体化的“意”。于是“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在一定的情况下,心性教化问题可以转化为“诗”中之“意”、诗人之“志” 的问题,存心、养性的问题可以转化为“知言养气”“以意逆志”问题。由此,从诗教的角度出发,“存心养性”当中的“心”“性”不再是空洞的概念;而从诗教的层面来“知言养气”“以意逆志”,则存心养性也易于着手,可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展开。含“意”之“诗”、存“心”之“言”,虽非道和天性之实体、本体所在,却是体现“志”与“性”的具体存在方式,要想将其全然泯灭,不仅不符合天道与人性,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因“言”以知“心”,以“意”来逆“志”,从“心”“意”之形迹入手养“心”之本“性”、求证“诗人之志”。在这个心性修养与教化过程中,“言”“诗”和“心”“意”正是孟子诗教的具体实践领域,是诗教展开的基础,也是“存心养性”的出发点。

  不过,这些比较特殊的是“气”或“养气”的问题,对于“以意逆志”“存心养性”恰恰很关键。一方面,“志”为“气”之帅(《孟子·公孙丑上》),说明“志”高于“气”是孟子所谓“养气”的目标指向;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说,“以意逆志”是“存心养性”的一种方式,其实也只有经由“养气”之生命化、具体化的修养过程,“养性”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诗”“言”“意”“心”属于“末”的层面,“志”与“性”属于“本”的层面;就道德伦理内涵而言是“诗”“意”“志”,就人性的自然构成而言是“言”“心”“性”。但总体而言,“诗”“意”“志”不是凭空而来的,道德、伦理不是自本自根的,而是“诗”“意”“志”在“言”“心”“性”中,道德、伦理在自然性(“天”)之中。因此,前者表现为“外”在道德伦理属性与习得技艺,后者为“内”在的人性自然基础。

  因此,“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气”不仅是上述两个过程当中各自纵向的中介程序,是生命之本末、内外沟通而实现存心养性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是连接这两条教化进路的连通器,“气”是生命、现实生存的特征,“诗”“意”“志”、“言”“心”“性”及内外、本末,统一于以“气”为特征的士人个体生命的现实生存,统一于以“气”与“养气”的循环形式构成的士人生命仪轨——“气”不比“志”“性”更高,却具有一个超个体且具体可操作的自然性底盘——“养气”因此超越生命个体本身,将更加浩大的生命价值格局(“浩然之气”)包络并整合起来。

  孟子学说的历史使命与核心关怀

  身处社会道德底线不断崩溃的战国乱世,孟子义理建构的基本目标,就是使儒家之“意”与“志”,不只是一种后天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志,而是同时具有天“性”、天命的自然性基础与根据,能与“天”沟通和建立联系:将道德伦理内容安置于人性之自然性构成之上,使其变成一种类似生命之准自然本能的东西。从儒家士人生命个体之现实存在方式着眼,孟子所谓“养气”、所谓“浩然之气”,就是扩大个体生命的配置与格局,从天道自然的层面找到个体生命的价值根据——从存心、养性的角度守护天性、天道之本然,反过来从“心”之本“性”和本体当中,发现天命之所钟的生存与价值支点。这不仅是为了个体存在意义上的心定、性安,而且是求得以天命、天道来支持儒家的政治理想与道义实践。

  在这个义理格局当中,“知言养气”“以意逆志”是存心养性的一个角度或一种方式,它逆求的威武不屈之“志”,就是求得“性”层面上的、由天命与天道支持的人生价值目标的真确性和确定性。这就是“所以事天”,作为“天吏”(《孟子·公孙丑上》)、“天民”(《孟子·万章下》)的士人,也才能够做到“仰不愧于天”(《孟子·尽心上》),完成其道义使命。因此,“知言养气”“以意逆志”之逆向诉求的“逆”虽小,却是人性或者善性的本质呈现,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或者说,是人本身最为超卓、伟大的力量。“逆”点明了人心和人性的灵明与高贵之所在,即不是顺着“向下一路”的路径,任凭生物性的自然随意泛滥。儒家凭借“知言养气”“以意逆志”的方式存心养性,将理想与现实作“真空不二”的整体理解与把握。

  但不仅如此,孟子所谓“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的“不动心”,并非如道、释两家那样只是纯粹个体的自我修养境地,而是儒家士人实现与完成其道义职责的过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知言养气”“以意逆志”与反求诸己、存心养性,是平行、共振的过程,“其身正而天下归之”是其在个体人格层面体现的现实效应。儒家的核心关怀,是如何对士人乃至广大民众的心性作某种有效的教化与引导,使其臻于善性:以诗性与诗教来颐养、延伸、升华人的“自然”天性,使之不断在更高的层次上符合“天命”之善性、符合天道之“自然”,这才是真正能够“不动心”的基础。从这样一个心性教化的层面上讲,孟子学说当中被人们诟病的“乌托邦”,并非永远无法抵达的空想之国,而是可以在每个人心灵、心性层面实现的“飞越”。这正是孟子诗教教化意图的具体实现途径、方式与目标。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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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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