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和生成时代的新美大美

2018-04-24 15:15 来源:文艺报 作者:张器友

  要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新诗,必须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新诗运动与这段历史的关系。

  要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新诗,必须正确认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新诗运动与这段历史的关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20世纪是人民革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艰难探索并取得重大成就的世纪。与人民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主潮相关联的新诗,生成于这个时代不同阶级、阶层,不同的人群,受到时代的影响,又受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时期多种思想文化及文艺的影响,形成了以左翼诗歌—革命诗歌—社会主义诗歌为主导、为主流的,多种思潮、多种流派交相激荡的多声部合唱。

  20世纪新诗史上的优秀诗人如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都生成于这个主导性的主流诗潮当中。他们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生成,无不挺立于大时代的潮头,搏击于历史的风涛,是诗人,又是战士,感应中华民族、劳动者大众的历史要求和喜怒哀乐,没有书斋里的局促,避免了与时代、与劳动者大众的隔膜,无不弃绝私我的抚摸,不玩味于雕虫小技,不作斗室之内的苦吟。他们与积香木以自焚的凤凰、吞吐日月的天狗、行呤泽畔的屈原,与暗夜里飞舞的火把、落在中国土地上的雪、分割东西柏林的墙,与千年杨格庄的北风雪花和扑不灭的火、东海上挥舞云霞的太阳、不可阻遏的钱塘潮信……情理交通,相融相洽,创造着、生成着时代的新美,大美。

  其中,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第一诗人”(闻一多语),他站立世纪之初放号,呼唤民族新生,创中国诗歌划时代之新声。他以《女神》横空出世,随后又续之以《星空》《瓶》《前茅》《恢复》《屈原》(历史剧也是一部“大诗”)等,巍然成就了新诗早期辉煌。他是自由体新诗第一人,彻底地打破了旧体诗词格律的镣铐,以生命的律动、自由的形式直抒性灵。在他看来,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说自己“对于诗的直感,总觉得以‘自然流露’为上乘”。以“情绪的自然消涨”求取诗歌的内在韵律。他又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新诗第一人,有着古典诗歌传统和屈原、李白的遗绪,喜欢惠特曼、泰戈尔、拜伦、雪莱、歌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把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19世纪中后期以降的现代主义诗潮中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拿来为自己所用,以“唯灵”式直抒胸臆和象征性意象的自然流动,唱出了中国现代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先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的时代精神。”“不断地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努力”。他张扬自我,但又打破了狭窄自我的户牖。他高歌个性解放,要吞吐日、月、星球和全宇宙,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又是那个时代追求光明的人们的共名,是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的人格神,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自我”的战叫就是那凤与凰的和鸣:“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

  到三四十年代之交,艾青崛起。五四、左翼传统和民族危亡的现实造就了艾青的品格。他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向太阳》《吹号者》《火把》等一系列名篇刷新诗坛的耳目,以进取的姿态,与田间、臧克家等革命诗人相并立,相呼应,成为诗坛一道耀眼的风景线,承继并光大了30年代主流新诗。他40年代进入延安,历经温煦与严峻的大熔炉的锻造,真正领悟到了“诗人的笔必须为人民精神的坚固与一致而努力”。后来虽然遭受磨难,到80年代依然以坚定的人民诗学原则引领诗坛,引导青年,并用诗集《归来的歌》等提供典例,再造辉煌。他从欧罗巴取回象征主义,但是民族精神和革命理想,使他没有成为现代主义者,而是越出个人的小天地,在劳苦大众那里,在苦难中国的大地上,呼应历史主潮,讴歌民族解放,造就了开放的革命的现实主义新诗。他追求真善美和洽融合,借得象征,却是“用可感触的意象去消泯暗晦的隐喻”,以“对于今日世界的批判的严正与锐利”和“对于明日世界的瞩望的勇敢与明澈”,拓新和深化了民族新诗的表现力。他以成功的实践,使自郭沫若以降的自由体新诗走向成熟,标志着自由体新诗的一个新时代。在他看来,“自由诗体更是新世界的产物,比各种格律诗体更解放,容易为人所掌握,更符合革命的需要,因而也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与运用”。他的自由体看重抒情主体诗情的起伏变化所造成的“内在律”, 却也不排斥“外在律”的适度调控,他坚信有感情才有格律,是诗产生格律而不是格律产生诗,他因此谱写了真善美相统一的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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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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