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世界文学”

2018-05-17 10:00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陈众议 高照成

  摘 要:消费主义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但何谓消费主义?谁主世界潮流?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所谓的主流大国和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主要是少数西方大国和综合国力强盛国家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高于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关键词:消费主义;资本逻辑;技术理性;大众文化;世界文学

  作者简介:陈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西班牙皇家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等职;高照成,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一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无疑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时尚的瞬息万变、信息的五花八门大都瞄准了人们的腰包、刺激已在和潜在的欲望。这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合谋的结果。我们或可从中梳理出几个并不新鲜,却常说常新的话题:一是何谓消费主义;二是谁主世界潮流;三是消费意识缘何成为大众意识,作家、理论家如何在写作或思辨中实现或抵抗所谓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西方的现代文化学者们早有议论,他们对“现代性”的疑窦和反思出现于19世纪,甚至更早,而焦点或靶子正是消费主义。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生灵涂炭、现代主义虽然在满目疮痍中走进了观念和技巧的死胡同,但其所表现的异化和危机却具有片面的深刻性(袁可嘉语)。而后现代主义则多少反其道而行之,娱乐至上、消解意义,虽然使文艺顺应了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模糊了后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根据马尔库塞的说法,真正的艺术是拒绝的艺术、抗议的艺术,即对现存事物的拒绝和抗议。换言之,艺术即超越: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或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另一个世界,即可能的世界;另一种向度,即诗性的向度。前者在庸常中追寻或发现意义并使之成为‘陌生化’的精神世界,后者在人文关怀和终极思考中展示反庸俗、反功利的深层次的精神追求。[1]同时,他认为大众文化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并使之单向度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但是,后来的文化批评家费斯克却认为,大众(通俗)文化即日常生活文化(也即所谓的“生活审美化”、“审美生活化”),其消费过程则是依靠文化经济自主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进行抵抗的过程。[2]他们从相反的角度肯定了“严肃文化”和“通俗文化”、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存在价值。显然,当代社会现实帮助费斯克战胜了马尔库塞。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战胜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证。而后现代主义指向一切意义和宏大叙事的解构则为所谓娱乐至上的大众消费文化的蔓延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关于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王小波曾一语中的,指出其原因在于“沉默的大多数”。如果拿金字塔作比附,那么人类的大多数毫无疑问地便是被叠压在低层的那个庞大的基数。他们大都还在为生存权苦苦挣扎,何谈话语权?!而今,虽然互联网和微博微信为众生提供了言说的机会,但它又何尝不是淹没在资本这个汪洋大海之中、被资本玩弄的小小泡沫。而“在安静的书房里孕育翻天覆地思想”(海涅语)的西方文人从卢梭、尼采、斯宾格勒到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卡夫卡、弗莱,再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波兹曼等等,对现代化的意见也不尽相同,尽管他们总体上对之抱持一种保守的、否定的态度。

  至于谁主世界潮流,文学界也许不大关心,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被一些伪命题欺骗了。然而,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所谓的主流大国和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主要是少数西方大国和综合国力强盛国家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高于一切。换句话说,资本之外,一切皆无。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所代表的集团和它们针对弱国或发展中国家的去民族化、去本土化意识形态,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信仰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

  总之,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合谋,并与名利制导的大众媒体及人性弱点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正推动世界一步步走向跨国资本主义这个必然王国。于是,历史发展大势与民族情感的较量必然愈来愈公开化和白热化。这本身构成了更大的悖论和更大的二律背反,就像早年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必然性时所阐述的那样。如今,消费主义之流浩荡,而且其进程是强制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宁唯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置换性来势汹汹,却本质上难以避免。这一切古来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如此,就连形式都所易甚微。这一点在“全球化”时代越发显而易见。

  然而,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仅得益于“全球化”,而且面对西方世界日益明显的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们不能不呼唤和继续拥抱“全球化”。但问题是,我国文坛提前进入了“全球化”及“娱乐至死”的狂欢,或轻浮或狂躁,致使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

  当然,我并不否定“全球化”或跨国资本主义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必然要继续完成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基于对资本的深刻认知,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尽快改变和共同抵制资本在实现国际垄断(并使一切,包括文学,打上它的烙印,以至于民族文学将不复存在,而逐渐演变为“世界的文学”,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之后将世界引向毁灭。可见,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判断同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怀想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前者对于“世界的文学”之出现的预言其实更多地是出于一种无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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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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