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开路先锋

——陈荒煤与新时期文学

2018-05-21 17:25 来源:文艺报 作者:白烨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走过了40年的历史进程,也铸就了前所少有的历史的辉煌。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行进过程,仰望这得来不易的文学伟绩,人们不能忘怀那些为新时期文学竭尽心力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披荆斩棘的开路者,激浊扬清的先行者。

  在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有小到大的发展演进中,文学的组织领导者、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突出奉献。但比较而言,在那样一个劫后复苏的特殊时期,文艺的组织领导者因处于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置身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地位更为重要,作用更为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高度评价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功绩。而陈荒煤作为其中的一位,因在文艺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文艺思想观念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新潮的推波助澜等多方面的除旧布新,不避汤火,呕心沥血,更引人为之瞩目,也更令人难以忘怀。

  一

  志在文学创作的陈荒煤,自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报告文学之外,1938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之后,就根据当时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辗转于各个解放区,基本上以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主了。全国解放之后,他先后任过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直到“文革”前夕被“下放”到重庆,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被管制的境地。

  1978年,恢复工作的陈荒煤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沙汀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文革”后最早恢复的学术机构,复出之后的陈荒煤,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履职状态,倾注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据了解内情的王平凡记忆,这段时间,由陈荒煤主持或主办的大事即有:组织全所同志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依托《文学评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思想流毒,澄清被他们搞乱的文艺思想;主持编辑《周恩来与文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提出总结30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所内外作《关于总结文艺30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受院领导委托,在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为错划右派的同志落实政策,面向社会招聘年轻的研究人员,落实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与教学工作。这些工作,立足于文学所,辐射于文学界,无论是对于文学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还是文学界恢复正常工作状态,都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同一时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工作。1979年间,还在文学所副所长任上的陈荒煤,先后出任筹备恢复中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代理书记,并参与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2月,陈荒煤重返“文革”前的岗位,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982年,改任文化部顾问。在此期间,他除去电影领域的创作与生产、研究与评论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之外,还主导或参与主导了一些全国性文学与电影学术团体的组建与成立,如中国鲁迅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等。可以说,在百业待兴的新时期,他为文艺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而且这些工作十分广泛,行业相当多样,跨越了文学、文艺和文化,涉及到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在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建设中,陈荒煤显现了他多面手的卓越才能,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优势独具的体制与机制,依赖于深谙文艺规律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正是这种体制的有效保障,机制的有力运行,这些组织者、领导者的秉要执本和尽职尽责,才使新时期文学有了波澜壮阔的奋勇前行,并走过90年代的风风雨雨,阔步走向新的世纪。因此,着力于新时期文学体制与机制的恢复与建设,又多方面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陈荒煤,不仅既往开来,建树甚多,而且拔新领异,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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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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