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当代诗歌进入拉美

2018-06-27 17:18 来源:文艺报 作者:周瑟瑟

  中国新诗走过了100年历程,当代诗歌40年来取得了较高成就,中国诗人受邀参加国际诗歌节,进行广泛的国际诗歌交流。拉丁美洲有着深厚的诗歌传统,但目前对中国当代诗歌还缺乏了解,认知不足。近年来中国诗人在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罗莎里奥国际诗歌节、格拉纳达国际诗歌节、哥斯达黎加国际诗歌节上受到关注,哥伦比亚《普罗米修斯》、墨西哥《诗歌报》、阿根廷《当代》等诗歌杂志连续刊登中国诗人的作品,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出版社开始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兴趣。

  近日出版的《中国当代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4月)将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出版社合作出版(智利普雷门特出版社、古巴南方出版社即将推出西班牙语版),对于中国当代诗歌在拉丁美洲的阅读、接受和传播具有开拓性意义。该书收入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诗人及近年参加拉美国际诗歌活动的多位诗人,共43位,涵盖了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到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口语写作,以及“80后”“90后”“00后”等年轻诗人的写作,呈现出中国当代诗歌的生命意识与日常经验,语言实验与先锋精神。

  对于诗歌来说先锋是一种常态,但在当代诗歌里又确实稀有。什么是先锋呢?是从中国当代诗歌的整体格局里跳出,写出带有个人语感与节奏的诗歌,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写作内容与姿态上的先锋。中国当代诗人在中国写作,看到的是世界各个角落,诗人四处走动,获得更多的思考。我在2017年到了拉美,在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里思考,一是中国的,一是拉美的,中国的本土经验我已经烂熟于心,拉美的文学经验我早已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入,但毕竟是通过翻译获得的。而当我在他们中间的那些日夜,不同语言的朗诵与丰富多彩的拉美文化,令我感到先锋文学的传统无所不在。

  我边走边写,留下了六七十首诗,结集为《从马尔克斯到聂鲁达》,我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马尔克斯文化中心感受到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气息。在诗歌之城麦德林,我意识到这是诗歌的狂欢之地,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开幕式持续到天黑,世界60多个国家的诗人聚集在一起还不是什么奇迹,奇迹是城市中孩子、青年和老人都涌向诗歌朗诵现场。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孔子学院拉美中心、聂鲁达基金会,以及奇廉市圣托马斯大学组织的朗诵会上,我感受到拉美的诗歌文化。拉美的诗歌文化并不只是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帕斯、巴列霍、卡彭铁尔、富恩特斯、科塔萨、穆尼蒂斯,还有胡安·赫尔曼、马加里托·奎亚尔等当代诗人,以及拉美民众对于诗歌的热爱,这或许与他们血液里与生俱来的性格有关,我想更多的是他们对于诗歌与生活、与世界的紧密关系的认同。回国后,我陆续读到了翻译家孙新堂翻译的马加里托·奎亚尔的作品,他写的是中国云南之行,我很高兴我与他无意间形成了一个诗歌写作的互动。

  拉美另一个诗歌文化高峰则是对传统先锋的反叛,今年初离世的智利诗人帕拉的“反诗歌”写作主张,在当代诗歌写作中并不陌生。帕拉创作手法简洁,反对隐喻象征,语言上更趋口语化、散文化,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口语化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广受赞誉的智利小说家、诗人罗贝托·波拉尼奥更是视其为偶像。波拉尼奥曾说“我读自己写的诗时比较不会脸红”。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发起“现实以下主义”诗歌运动的波拉尼奥评价说:“很糟糕。”这是另一种不断否定与更新的拉美先锋诗歌文化。

  在编选《中国当代诗选》时,我脑子里不时蹦出在圣地亚哥聂鲁达基金会上三位曾获得聂鲁达诗歌奖的诗人形象,胡须雪白如安第斯山脉的雪,他们特意朗诵了口语化的诗歌,通过现场翻译,我对他们诗歌的节奏与短促的语气充满兴趣。中国当代诗歌进入拉美时遇到的首先是他们的阅读与评判。拉美诗人、读者迫切想听到中国诗歌的声音,我们在帕拉的故乡奇廉市朗诵时,92岁的智利诗人、智利语言文学院院士雷内·伊巴卡切一直在现场,他说通过中国年轻诗人的语气和朗读感受到了中国诗歌。

  我在读乌拉圭作家加莱亚诺的《火的记忆》时,想到我们的现代性之路与拉美的道路有相似的地方,只是历史的出发点与出发的时间不同,我们面对的精神危机与出路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要处理的是同样孤独的文学题材。我在圣地亚哥与当地一位曾经在亚马逊丛林中生活、现在像一头困兽一样的作家交谈,他面对中国诗人时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败”。我随后以一首诗写到他复杂的情感:“我站在胡安先生家的高窗边/看到圣地亚哥在夜色里灯火辉煌/这一夜胡安先生伤感地承认/他们是失败者/而我呢/我的失败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我们不必掩盖失败。只有意识到失败,才能从被异化的现实中获得真实的自我,重塑历史,重塑身份,从而进行自我启蒙。加莱亚诺直接告诉读者:“写作是我击打和拥抱的方式”,立场之外,不发表中立或假装中立的言论,历史之内,为一直排在历史队尾的人写作。当我踏上拉美的土地,置身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背景中时,我深感我们的反思还远远不够。

  当103岁的帕拉逝世时,时任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第一时间表达哀悼:“西方文化失去了一个独特的声音。”我们“独特的声音”在哪里呢?必须在我们的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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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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