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新诗

2018-06-28 11:10 来源:文艺报 作者:徐可君

  匡满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基于中国新诗的传统,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内在气质上则继承发扬了郭小川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中国朦胧派诗人的精神脉络一脉相承。匡满近年来发表的三首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航班延误》《回归平原》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纷繁复杂的意象格外引人注目,寄寓了诗人深刻的人生体悟,包括对其个人经验的总结与回顾,对时代精神的思考,以及对生命终极价值的探索。

  近年来,“国别文学”的概念越来越受到挑战,文学作品呈现出的面貌往往超越了其自身的文学传统,显示出一种多元复杂的文学生态。“世界文学框架下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华语语系文学”等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中国新诗的领域,不少诗人融合了多种文学资源,潜移默化地吸收异质文化,从而不断地推陈出新,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

  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匡满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从审美形式的角度来看,他的诗歌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诸多技巧;从思想内容的角度而言,他极为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生存处境的发展与精神状况的变化。匡满近年来发表的三首长诗:《我在地铁里老去》《航班延误》《回归平原》,在中国大陆屡屡被转载,并受到一致好评。匡满认为这三首长诗在其诗歌的创作生涯中占据了非常关键的地位,尤其是《我在地铁里老去》,被作者视作是其“20年来最重要的作品”,还一再强调“里面是有骨头的”,可见其特殊意义。匡满曾说,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是一个“杂食动物”,暗示其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新诗传统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受到了世界诗歌思潮的启发。

  匡满的这三首长诗中, 《我在地铁里老去》占据着中心位置,另两首诗歌可以看作是这首诗类似主题的变奏。全诗充斥着瑰丽独特的意象、对往事真切而诚挚的回忆,以及对未来若隐若现的希冀。刘亚伟认为,甚至可以将此诗看作是诗人与这个世界最后诀别的“遗嘱”。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凸现出此诗对作者的重要意义。评论家闫海田曾经提到,俄罗斯文学对匡满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其散文创作方面。事实上,匡满的诗歌也受到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普希金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其短诗的创作上;他的长诗则或直接,或间接地显露出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这三首长诗可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精神气质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而在形式上却是现代主义的。有评论家甚至认为,诗人匡满是一座重要的桥梁,一头继承了艾青的现代主义与郭小川的革命现实主义,另一头则发扬了北岛、舒婷等“朦胧派”诗人对新诗的探索。

  《我在地铁里老去》一诗中对意象的使用极为娴熟,诗人将其对客观世界的描摹与内在的精神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首长诗的第一节中运用了几个独特而奇异的意象——“三月里的榕树、一只怯懦的鼹鼠、履带辗过的歌唱”,令人印象颇为深刻。接着,诗人又自比为三月里的榕树,而榕树播种根须的独特意象,与诗人在地铁里老去的现实并置,这种平行的结构蕴含着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之后,匡满以暗含自嘲的口吻书写了时代浪潮下个体的命运选择,描摹出一只“怯懦的鼹鼠”躲进“华丽的洞穴”的场景,这样的隐喻充分体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检讨与反思。诗中出现的其他意象也有着较为明显的象征意义,例如“闪电”寓示着左右人们命运的力量,它无从捉摸,亦难以掌控。诗人对自身命运的不可预见性具有高度的认知,时时保持着反思的自觉性。然而,若是一味相信人生无常,便会堕入虚无主义的窠臼中去。诗人理智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因此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自我实现之路——“我由灯盏捕捉星空/由轨道拥抱大地/并且铺展叶片、花朵以及果实”。于平常生活中发现不同寻常之处,是匡满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他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一种宠辱不惊的镇定自若去面对人生中的高潮与低谷。“萧杀的树林、”婴儿的“诞生与衰老”都使作者回想起自己一生走过的路,如果把“星空”、“大地”、“花朵”、“果实”等意象看作是托物言志,那么“树林”和“婴儿”的意象则是触景生情。第一节中时而充满温情、时而流露辛酸的语调为此诗添加了一分“哀而不伤”的细腻触感,奠定了诗歌的主要情感基调,为之后诗节中情感的逐渐昂扬做了不动声色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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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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