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文学原点

2018-06-28 11:22 来源:文艺报 作者:郭文瑞

  以《百合花》为代表的茹志鹃的小说,在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学界的评价沿着茅盾先生“清新俊逸”的赞语一路延伸开去,将其视为通过小题材与小人物而歌颂人性美的佳作。

  目前,对茹志鹃作品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式:一是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特质,通过对题材、人物、用字的文本细读分析茹志鹃小说的“抒情性”,视其为共和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视其为社会主义文艺生产机制制造的“产品”,侧重分析国家意识形态及其召唤过程与特征,相对忽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将其视为对革命意识形态的顺从与补充;三是采用精神分析方法,勾勒文本深处的潜结构,探究深埋在作者潜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创作动机,彰显宏大历史与微小个体、能动主体与幽暗意识之间的诸种裂缝和张力。

  以上三种研究方式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多有融合与交叉,并因而将茹志鹃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问题层次,如果说茹志鹃的小说以个性、人情的方式参与了意识形态建构,是以“抒情姿态”实现对“革命精神的策励,是对衰退可能性的防抑”(孙民乐《十七年文学中的“百合花”》),这也就意味着,作品是茹志鹃“情感结构”的最终呈现,内部同时牵涉着革命意识形态与茹志鹃个体意识,而个体意识又包含着潜意识与无意识的幽暗层面。那么我们要问,这种“情”与“意”的结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又是如何抵御时代变迁而常读常新的?

  要回答“情”与“意”如何在作品中融合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茹志鹃开始文学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扰乱或激荡她首次拿起笔的是何种情感与思想?此时的“情”与“意”是否是后来呈现在作品中的“情”与“意”,二者间有何异同与关联?鲁迅幻灯片事件的文学原点叙事广为人知,那茹志鹃又是如何描述自己的“文学原点”,建构自己的文学发生学的呢?

  起点:携笔从军的文艺战士

  茹志鹃身为作家的独特之处是,她1943年(18岁)随兄参加了新四军,在此之前她是个热爱阅读却又软弱、漂泊的小知识分子,参军后“有幸分在文工团工作”,她是从部队文工团开始文学创作的。文工团虽然一般不执行前线任务,但是日常的行军、演出、土地改革乃至偶尔的转移与作战任务却都不可避免,战争本身的残酷、激烈与无常,战争中“我方”强烈的求胜意志与敌我双方的作战热情,连同在战时特殊状态下个体的人性光芒甚至“变态”,都是非亲历解放战争而不可得的笔下风景,是隐藏在清新文风背后厚重的生活实感。

  茹志鹃关于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叙述,集中出现在《漫谈我的创作经历》一书中,在此书中,茹志鹃建立起了这样一套叙事:

  ①极度贫困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靠借来的“杂乱不堪”的书得到乐趣。其中,她一笔带过的书目包括《水浒》《荡寇志》《七侠五义》以及大量廉价的社会言情小说与旧唱本,而特意提及的则是对《红楼梦》以及鲁迅著作的反复阅读,以及中学时期对作家庐隐的偏爱,“这个女作家的整个儿的调子是很灰色、很阴暗、很消沉、悲观的,这正好和我的身世结合起来了”。(《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12页)②18岁参加新四军后,有幸分到文工团,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间的休整期,文工团居住在一个逃亡的工商地主家中,她有机会阅读大量外国经典文学书籍,“罗曼·罗兰、梅里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当然还有契诃夫,我开始闯入了另一个天地”。(《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5页)这一次的集中阅读连同年龄的增长使她“似乎具备了书中人物的细腻感情”,并开始记日记,也开始了自发、业余的创作,无法发表,有时会在亲密战友之间传看,此时的文学创作仍停留在爱好层面。③1947年初的“白毛女”事件,茹志鹃所在的文工团来前沿阵地演出《白毛女》,观众都是战士甚至是当晚执行突击任务的突击队员,“戏未结束,攻击的时间已到,他们一边流着泪,一边高呼着为喜儿报仇的口号走出会场,直接投入了战斗。我被这样的戏剧效果震撼了,我看见了艺术的力量。我羡慕,我渴望。在这个时候,我从一个业余爱好,才真正下了决心,不管我水平多么差劲,我一定要掌握这种力量”(《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8页),并从此开始比较勤奋地写一些歌词、快板与战斗需要的广场歌舞剧的唱词,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叙事“恰好”印证了“内在性”这一提法。如果说当她在反复阅读《红楼梦》时学到的主要还是“美的享受”、“领会到一点诗的意境”、“懂得了曹雪芹通过人物做的诗在刻画人物”;那么当她尚未接受阶级分析理论,仍旧“毫无批判、毫无保留地留恋在安娜·卡列尼娜的贵族客厅里”之时,却同时通过阅读这一批欧洲现代小说而具有了细腻的感情,开始记日记,“不能写日记,就周记、月记,反正要记点什么。因为我想说的话多了,我记行军、战斗、具体事件少,记自己的感想多。”(《漫谈我的创作经历》,第6页)这种倾诉、书写的强烈欲望与丰富的感想,与其说是被托尔斯泰们赋予的,不如说是内在的情感种子被赋予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并得到诱发与培养。

  茹志鹃的文学原点叙事中值得注意的第二点是,她对以流泪、咒骂、旺盛的战斗与复仇渴望为表征的艺术力量的体会与占有,这可以说是上文提及的“内在性”的反面,强调艺术效果,并进一步强调行动能力,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以情动人增强别人行动能力的力量,这其实是斯宾诺莎 “情动”(affect)哲学的生动展现。斯宾诺莎强调人的身体总是同外界的身体(同时包括外界的人或者物)发生感触,这种身体的感触产生了情感,而这些感触会“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战士们观看《白毛女》时受了感触,感到愤怒,身体因而表达出愤怒、咒骂并带着这种情绪上战场执行任务,茹志鹃则因为看到战士们的情动而产生了自己的情动,决心要以文学创作为一生志业,目的是拥有这种感触他人的力量,并进而促进他人的行动。情动的这个瞬间其实是一个文学再生产闭环中的“开端”,文学再生产就是通过一个个的情动瞬间而得以实现与持续,我们可以想象,《百合花》的年轻读者们会有多少人被小通讯员与新媳妇的形象打动,成为下一个英雄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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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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