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融合下的五凉文学

2018-07-16 09:4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忠禄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河西走廊,不仅孕育了“承前启后,继绝扶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五凉文化,也产生了“粲然可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的五凉文学。五凉文学是中原、河西及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河西及周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多元交融的精神特质。

  儒道玄的思想杂糅

  中原文化很早就传到河西地区并产生重要影响。但自西晋末年,中原战乱,许多中州士人避难凉州,五凉文学因之也受到熏染。

  在五凉时期,“仁爱”不仅是大多数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也是他们的作品一再表现的主要内容。前凉能在前赵、后赵等强大势力挤压下建立割据政权,一定程度上与前凉建立者张寔“为百姓之患”(《求直言令》)的仁政有关。张寔的弟弟张茂将前凉事业再次推向前进,也与他“下欲保完百姓”(《遗令》)的爱民情怀紧密关联。而北凉国君沮渠蒙逊,在作品中就有“灵曜拥于南裔,苍生没于丑虏”(《上晋安帝表》)和“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下书伐秃发傉檀》)等内容,流露出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仁爱”之外,儒家体现等级和尊卑的“礼”文化,在五凉文学中也有反映。张茂在临终之际不忘告诫张骏“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遗令》)。又如346年,当前凉受到后赵的威胁,外部形势变得十分险恶之时,有关迎秋仪式的举行与否便成了朝臣争论的焦点。此时,别驾从事索遐结合历史传统与现实背景,建议说:“礼,天子崩,诸侯薨,末殡,五祀不行,既殡而行之。”(《议迎秋》)指出“迎秋”这一祭礼在当时举行的重要性,说这是“讨逆除暴,成功济务”的需要,不能废止,可见其受儒家文化影响之深。

  除了儒家文化,道家及玄学思想对五凉作家也有浸染。如“休否有终极,落叶思本茎”(张骏《东门行》)表现的就是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道家思想。“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宋纤《上疏辞张祚》),表达了作者超越生命和对自由的向往,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体现。“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禀玄元而陶衍,承景灵之冥符”(李暠《述志赋》)等,表达了作者因看透世事而产生的恬淡豁达之思,是道家虚无思想的反映。

  号称“玄处先生”的刘昞,因感于刘劭《人物志》通晓儒、道、法等思想而为其作注。注释中,刘昞为摆脱汉晋文章的繁琐习气,而采用了形式简洁、语意明了的方式,体现出魏晋玄学影响的结果。他的学生程骏也有明显的玄学之气,《魏书》在程骏的传记中论及刘昞时说“今世名教之儒,咸谓老庄其言虚诞,不切实要,弗可以经世,骏意以为不然”,便是很好的佐证。

  “用世”“济世”的壮志追求

  随着汉朝的动荡倾覆,儒学在汉代末年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中原一度不兴,而在社会稳定、经济较为发达的河西,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在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五凉文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用世”“济世”的功利色彩。前凉张轨在“王纲纷挠”之际,向韩稚发出的“与卿共平世难”(《遗韩稚书》)的呼吁,实际就是“用世”思想的表现。尽管张轨在“中州兵乱,秦陇倒悬”之时忠于晋廷,但是,他终为自己“不能绥靖区域”(《下令将归老宜阳》)而感到遗憾。他甚至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告诫文武将佐“上思报国,下以宁家”(《遗令》)。使前凉走向十六国之列的张寔更以“济世”为己任,他的许多策略都以能否解除“百姓之患”(《求直言令》)为出发点。前凉鼎盛时期的张骏,更以“齐力时讨”(《上疏请讨石虎李期》)为要务,他的著名的《薤露行》表达的就是“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的积极“用世”思想。而李暠“以纬世之量”慨然赋写的《述志赋》,将五凉作家“用世”“济世”的雄心壮志,表现得更为真切。

  奇异壮丽的风物呈现

  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无力他顾,五凉便代之行使对西域的统辖权,五凉与西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交往因之也十分密切。西域对于五凉人来说,是神奇而又充满幻想的地方。“汗血马、火浣布、犎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晋书·张骏传》)等西域物品,也是奇异、稀罕之物。因而,当后秦大将吕光击败龟兹,入其国城,见“天骥龙麟,腰褭丹髦”后,不禁发出“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平西域还上疏》)的感叹,并“大飨将士,赋诗言志”(《晋书·吕光载记》)。因倾迷于龟兹城的壮丽和国王帛纯宫室的辉煌,吕光产生了羁留西域的念头,还命段业赋写《龟兹宫赋》,以状其“宫室壮丽”(《晋书·吕光载记》)。西凉李暠于立国之初,就派宋繇“击玉门以西诸城,皆下之”(《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此后,西凉一直“制御西域”(李暠《复奉表》)。直到421年,沮渠蒙逊灭西凉后,“西域诸国皆诣蒙逊称臣朝贡”(《资治通鉴》卷119)。因五凉与西域诸国关系密切,奇异、壮丽的西域风物,也便成了五凉文学描写的内容之一。

  总之,东晋十六国时期,由汉、氐、鲜卑、匈奴等族的作家共同创作的五凉文学,既受儒道玄等中原文化的浸染,又有河西儒学的影响,同时,还融合了许多西域因素。因而,进一步研究五凉文学,对于构建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观,探讨跨国民族文学和丝绸之路文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文化交流视野下的五凉文学研究”(15YJA751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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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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