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言小说中的“三教合一”

2018-07-19 09: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瑾锋

  佛、道二教同传统儒家并称“三教”。陈寅恪先生曾云:“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三教自并立以来,既相互排斥争斗,也相互吸收、不断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一大特色。三教中的儒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传统政治和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佛教精微而高深的义理,道教的神仙方术、长生不老思想对皇帝贵族和一般士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果轮回、鬼神报应又迎合了普通大众的迷信心理。故无论儒家如何抵制,佛道二教的声势和影响日渐扩大,包括小说在内的艺术领域亦受其浸染。

  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向世俗化推进,吸收世俗化、娱乐化的因素,以求贴近广大下层民众,扩大影响。三教融合在小说中有大量的反映,《太平广记》引《唐阙史》“俳优人”条,载唐咸通俳优李可及“滑稽谐戏”“巧智敏捷”,于朝廷延庆节之三教讲论后,以倡优身份讲论三教,自称“三教论衡”,言释迦如来、太上老君、文宣王皆为妇人。李可及将三教所奉教主作为取笑逗乐的对象,虽有不敬之嫌,但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三教间融洽的关系,而皇帝听罢“意极欢,宠锡颇厚”,也表明统治者乐见三教间和谐共处。《墉城集仙录·王奉仙》以父、母、兄比拟三教之关系:“夫天尊行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万物,覆育周徧,如世人之父也。释迦行化世上,劝人止恶,诱人求富,如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于人间,示以五常,训以百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婴儿,但识其母,不知有兄父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作者认为,虽然三教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但各有优点,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在承认佛教的普及度超过了儒道二教的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足怪”,表明其总体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唐宋文言小说中三教思想的融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在一部小说中收入了表现三家思想的故事,这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作品中已有所表现。刘叶秋曾云:“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内,有不少故事,糅合三教之说,把老庄出世之思与道教的神仙之说,融而为一。儒家文士又多喜欢学老庄,言出世,不排斥神仙怪异之谈;而佛教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之说,亦较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因此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在这些笔记小说中均有所表现。”另一种方式是在一则故事中反映出两家甚至三家思想,最初往往以佛道争衡斗法为主题,而随着三教在思想上的融合渐趋深入,反映三教融合的小说作品也逐渐增多。唐宋文言小说中存在大量有意模糊佛道界限的作品,僧人道士化、道士僧人化。例如,《广异记·刘清真》中的五台山僧人即是佛道一体的形象,他会噀水诵咒、变人成石,赠人药丸可食之不饥,能使人“冉冉上升,身在虚空”,半日便将人由五台山变至庐山。小说中的刘清真等人到达庐山后,遇到僧人所说奇树灵药,其中一人窃先食尽,后得道成仙、乘云上升,与嫦娥窃食灵药成仙的故事极为类似。这则故事中的五台山僧人虽为僧人,但更像是得道的仙人,是僧人的道士化。相似的故事还有《宣室志·僧契虚》《仙传拾遗·陈惠虚》《神仙感遇传·越僧怀一》《僧悟玄》等。再如,《续玄怪录·麒麟客》写南阳张茂实随王敻游仙居,其中有敻劝茂实修道语:“三五劫后,当复相见……经六七劫,乃证此身。回视委骸,积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然念念修之,倏已一世。形骸虽远,此不忘修致。其功即亦非远,亦时有心远气清,一言而悟者。勉之!”“劫”“宿世”乃佛教术语,王敻以佛教语劝人修道,可视为道士的僧人化。

  中国古代的三教融合往往呈现“以儒家为主导,释道二教向其靠拢”的形态,如释道二教都将“忠”“孝”置于教义中的重要地位。唐代僧人义净在谈到僧尼丧制时曾云:“又复死丧之际,僧尼漫设礼仪。或复与俗同哀,将为孝子……理应为其亡者净饰一房,或可随时,权施盖幔。读经念佛,具设香华。冀使亡魂托生善处,方成孝子,始是报恩。”唐释道世所编佛教类书《法苑珠林》中设有“君臣”“纳谏”“审查”“思慎”“俭约”“惩过”“和顺”“诫勖”“忠孝”“不孝”“报恩”“背恩”“善友”“恶友”“择交”“眷属”等类目,涉及儒家伦理中的君臣、父子、夫妇、朋友等,显示了佛教典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提倡和强调较佛教更加主动,葛洪明确将“忠孝和顺仁信”作为修道的前提,内丹学兴起之后,道教更加凸显以忠孝为首的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性。道教戒律要求信徒“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净明道指出“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全真教宣扬三教一源,奉《道德经》《般若心经》《孝经》为圣典。由此可见,在三教融合的过程中,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观念同样成为了道教价值中的一部分。

  释道二教向儒家的靠拢在唐宋文言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如上述《法苑珠林》“太子部”“睒子部”“业因部”引《报恩经》《睒子经》《杂宝藏经》等佛经中有关孝道故事,又于“感应缘”引中国典籍中孝子故事十五则,其中引自《冥报拾遗》的“王千石”就是一则将儒家孝道与信奉佛家相结合的故事。五代杜光庭所撰《录异记》在“仙”“异人”后设有“忠”“孝”二门,是忠孝观念在道教小说中的反映。在道教小说中有一类因孝而得道成仙的故事,《仙传拾遗·阳伯翁》写阳伯翁“事亲以孝”,他葬父于无终山,在墓侧“昼夜号恸”,因此感动了神明,最终得结佳偶,双双得道成仙。《神仙传·苏仙公》写苏仙公“以仁孝闻”,身有异术而侍母甚谨。《十二真君传·吴真君》写吴真君“事父母以孝闻”,“夏寝卧不趋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亲也”。同书《兰公》叙兰公“精专孝行,感动乾坤”,有所谓斗中真人者,自称孝悌王,乃因孝而成仙者,其论述孝道与仙道之关系云:“夫孝道至于天,日月为之明;孝至于地,万物为之生;孝至于民,王道为之成……吾于上清以下,托化人间,示陈孝悌之教。后晋代尝有真仙许逊,传吾孝道之宗,是为众仙之长。”孝道成了修道成仙的“至道秘旨”,兰公受之而得道,施行孝道,传孝道之秘法。

  宋代三教融合更为深入,表现在小说上,就是不少作品中的三教思想混然一体,无法截然区分。萧相恺曾云:“巫、释、道文化,可以说是诞生宋人志怪小说,实际也是孕育中国小说史上所有志怪小说(包括神魔小说)的土壤。自然宋元的志怪小说巫、释、道思想在具体的作品中并不能截然划分,它们相互渗透融合,而且在许多时候还融合了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甚至儒家的思想还常常成为一些志怪小说的精髓。这构成了宋元志怪小说(也许是整个志怪小说)的一种颇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在志怪小说中融入忠孝节义思想,典型的有《孝感义闻录》和《至孝通神集》,从命名上即可看出其宣扬的主题,而感应、通神之事亦当杂有佛道思想。李昌龄所编《乐善录》在《南中劝戒录》基础上增广之,多辑因果报应之事,又录道书《太上感应篇》,议论与《感应篇》意趣全同。此书以“乐善”为名,叙事力求“有补于名教”,在思想内涵上“本儒释道为说”,“所述事实,或举善行,或揭恶业,无非是行善事积阴德,诸如德政爱民、济人活命、崇佛奉道、寿廉保贞等,便会神明庇佑、成佛成仙、多子多寿、官禄升迁;反之,受贿枉法、爱财不义、杀生害命、毁佛慢神,便会受到失官折禄、减寿丧生、堕谪地狱的恶报”。此书出现于理学昌盛的南宋,受到上层文人的推重,称其“深有益于世教”,反映了当时三教融合已达相当之程度。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ZD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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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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