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土化的本体价值与实践困境

2018-07-24 08:33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勇 胡金媛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土化”这个概念是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前提决定了我们强调文学的本土化,就不仅是为了“坚守”本土,对本土进行封闭式的定位,更是力图在本土与非本土的交融互动中进行开放式讨论。近年来,跨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曾几何时,“先锋小说”、“身体写作”等文学形态跨越重洋,带来了创作上的繁荣景观。“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命题也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但随着本土与非本土交流、碰撞、融合的不断深入,我们愈发意识到两者很难截然分开。这种跨文化“影响的焦虑”不仅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一度被忽略的文学本土化,同时也加剧了文学本土化实践的难度。如何应对全球化语境下复杂的“本土化”挑战,将之转换为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上的新机遇,这是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问题。

  今天为什么谈文学本土化

  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本土化,本来就是应有之义,中国也是如此。但为何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呢?随着跨文化交流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语境,中国本土文学遭到了全球化文学浪潮的严峻挑战,构建文学本土化的本土价值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研究愈发引人注目,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理念、方法给大陆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但是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人提出是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不能简单认同,唐弢在大陆“发现”不了张爱玲,反而是夏志清在美国“发现”了张爱玲,难道历史是这样不合常理吗?实际上,张爱玲的《金锁记》一出现,傅雷就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说小说是作者“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唐弢和张爱玲同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谁还不知道谁呢?唐弢认为张爱玲、钱锺书等人“不是海外什么人的发现”。唐弢没有把张爱玲写入文学史,必然有自己政治、社会、文学等各方面的考量。脱离历史语境去看问题,也就无法回到我们的文学现场,理清我们的文学脉络,也就会提出像夏志清“发现”了张爱玲那样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唐弢等人没有将张爱玲写进文学史,这毕竟是一种局限,不仅是历史的局限,也是包括唐弢在内的文学史家的局限。唐弢曾对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做出过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没有论述甚至提及这些作家,尽管有种种不同原因,却还是很大的疏漏和错误”。唐弢和夏志清两人分属的本土、非本土的立场与语境截然不同,但是二者的差异性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这其中必然会经历本土与非本土对立、碰撞、融合的阵痛。而中国文学正是在这种阵痛中,不断弥补疏漏与错误,修正与更新本土文学的内涵与边界。

  早在上个世纪,面对非本土文学的进入,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无论郁达夫受到外国文学影响有多深,《沉沦》之所以能够激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正是因为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思想根系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壤,浸淫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格与修养。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底色与异域风情相交融,最终成就了独具一格的郁氏小说风格。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学与非本土文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本土文学不断发现、整合、提炼自我特质,在他者的参照下进行文学内部的构建与重塑,最终丰富我们的本土文学风格,提高本土文学品质,促进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层次沟通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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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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