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前景广阔

2018-08-17 08: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君荣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路径、旨趣和立场,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在很多并不以“文化研究”冠名的学术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果实。文化研究彰显出十分广阔的前景。

  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同文化社会学相比,文化研究自身的跨学科性质更明显,且其定义也时常翻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陆扬表示,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文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的领域,不论是广义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还是狭义的人文文化研究,研究空间都十分广阔。

  广州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介绍,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的引入为标志。在研究对象方面,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化研究比较关注大众文化。

  陆扬表示,按照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格罗斯伯格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研究不同,文化研究反对把文化的概念等同于高雅文化。文化研究主张结合社会、历史结构,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此外,文化研究还经历了一个“福柯转向”,将社会分析的重心转向身体、欲望、身份、知识和权力。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开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们,试图为文化研究寻找一个理论立足点。这个理论立足点一般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只不过文化研究不再侧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对立。

  在陆扬看来,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商品拜物教的分析,韦伯对传统价值与新教伦理的比较,以及涂尔干对“失范”和集体表征的研究,都可视为早期社会思想家对社会文化内涵的关注。

  学科化争议仍未停息

  对于文化研究是否已经学科化的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士聪认为,文化研究曾被认为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一般而言,一种知识生产进入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并被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认可,就可以看作它已经被学科化了。依此标准,《文化研究导论》《文化研究概论》《文化研究教程》等文化研究教材,已然成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明证。但从学科研究历史角度把握知识探索领域来看,文化研究学科化仍然存在争议。

  “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非学科化争议一直存在。”孙士聪指出,主张文化研究必将学科化者认为,文化研究应该像美学一样,在学科体制中牢固地确定自己的地位;而持相反意见者则提出,文化研究学科化的努力与期待虽然有其道理,但却违背了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

  陶东风认为,在传播学研究、电影电视学研究、文学理论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等多个学科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影子。判断一项研究是否归属于文化研究,在于其是否体现文化研究的旨趣,具体包括:政治学的取向、跨学科的方法、边缘性的立场和批判性与介入性的倾向等。

  最大优势在于实践性

  文化研究重视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陆扬表示,在知识观念方面,文化研究的社会分析侧重经验的历史内涵,而社会学则讲究结构和量化分析。文化研究大都把社会知识看作社会冲突的背景,更关心现实政治和道德舆论问题,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权力与正义。

  陶东风认为,在西方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学者中,缺乏一流的大师;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没有一部堪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迪厄的《区隔》、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比肩的作品。文化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寄生在马克思、福柯、布迪厄等大师的思想大树之上。因此,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应该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寻找。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前景是广阔的。”在陶东风看来,文化研究的最大优势和生命力在于它的实践性,同时也在于它在方法选择上的灵活性,以及它对最前沿的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社会理论等多学科理论的及时而灵活的应用。中国的文化研究需要不断增强对前沿理论的熟悉度,在实践层面增强学术性,对于中国语境给予更多关注,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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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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