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教育与现代新诗的发展

——以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为例

2018-08-28 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余龙

  一般而言,现代诗歌教育主要包括中国新诗教育、西方诗歌教育,还包括中国古典诗歌教育。而现代诗歌教育的形式则较为多样、灵活,除了诗歌课程教育以外,西南联大的诗歌教育形式还应包括学生集体教育、学校文化教育,乃至更多样、更广泛的教育形式。现代新诗发展无疑与诗歌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肌理勾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对白话新诗的研究往往更为强调西方诗歌教育的作用,对中国古典诗歌教育和中国新诗教育则不够重视。这种研究状况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风貌,因为在教育实践中,中国新诗教育、西方诗歌教育、中国古典诗歌教育通常是交织错杂、融为一体,共同对年轻诗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发生作用。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高等院校里,西南联大的诗歌教育较为系统、齐备,在新诗创作上取得的成绩也比较突出,因而以教育学的视野剖析各种诗学资源对西南联大新诗创作所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不仅能够推进已有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还能够为现代文学与大学教育的关系研究提供某种范式意义。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是西南联大文学院诸多教师中对学生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观念产生影响相对较大的三位,其中以闻一多最为突出。以往对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的研究通常只重视其“学者”“斗士”的身份,却忽视了他作为“诗人”的特质。或许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岁月里不能被称作“诗人”,但是他与新诗的缘分并未了结。除了创作《八教授颂》以外,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还进行了多种诗歌活动,而且西南联大仅有的两个诗社南湖诗社和新诗社都与闻一多有着重要关联。闻一多以自己的学识、思想与人格深深地影响了热爱诗歌和祖国的莘莘学子,西南联大新诗的繁茂景致离不开闻一多的浇灌之功。

  1938年2月20日,由300余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于4月28日到达昆明,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湘黔滇徒步长征。身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带队之一,闻一多亲历了湘黔滇徒步长征的整个过程,并获得了一个与学生们亲密相处的机会,使他能够对西南联大青年诗人的新诗创作和诗歌理念产生直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按照学校规定,身为知名教授的闻一多本可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昆明,他却执意加入步行团,只因为在国家危亡之际“应该认识认识祖国”。对闻一多的现实关怀的高度体认,构成了刘兆吉、向长清等人成立南湖诗社的内在动力:“网罗联大文学爱好者,以诗为武器宣传抗日救国。”根据现有材料,闻一多对南湖诗社的诗歌创作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应该是定下以写作新诗为主的基调。在南湖诗社内部,曾经进行过一场关于写新诗还是旧体诗的激烈讨论。有个别中文系学生表露出重视旧体诗而轻视新诗的思想,但是绝大多数社员和闻一多都主张把研究新诗和写作新诗作为南湖诗社的主要方向。南湖诗社基本实现了闻一多对他们的创作期望,目前见到的发表在《南湖诗刊》上的诗歌均为新诗。

  在南岳时期,穆旦时常跟闻一多谈论诗歌,还旁听了他的《诗经》《楚辞》课程。南迁途中,闻一多跟穆旦相伴而行,进一步激发了穆旦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抵达蒙自以后,穆旦成为南湖诗社的中坚力量,积极向《南湖诗刊》投稿。南湖诗社的来稿一般由社员审理,有时候也请闻一多批阅。得益于闻一多的指点,穆旦的诗歌创作水平不断攀升,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我看》《园》两首诗,饱含青春的感伤与形而上的哲思玄想,也带有明显的“泥土气”。联大迁回昆明之后,闻一多与穆旦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譬如他在1940年5月26日写给赵俪生的信中两次提及穆旦,也就是说,闻一多仍旧对穆旦产生着影响。

  诞生于西南联大后期的新诗社曾经在昆明掀起一波又一波朗诵诗运动的高潮,闻一多作为新诗社的导师,用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身体力行培育了新诗社的萌发与成长。反过来,新诗社将闻一多未能践行的诗歌观念转化成一首首刚健踔厉的诗篇,构成了闻一多的个体气质投射在学生当中的“镜像”。闻一多与新诗社的深度融合产生了强烈的文学和社会影响,不仅在西南联大校园内掀起盛大的朗诵诗风潮,而且当闻一多的活动范围走向昆明当地的人民群众中时,新诗社的影响范围因而随之扩大,新诗社按照闻一多的设想逐步贴近社会现实与人民民主。概言之,闻一多造就和引导了新诗社的朗诵诗运动,新诗社丰富和拓展了闻一多的个体生命经验。

  闻一多说过“这两年多,我跟新诗社,是肉血不可分的”,他最后两年的生命记忆确实是与新诗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新诗社的活动,闻一多只要时间允许一定前去参加,跟社员们一起“看诗、听诗、提意见”。包括何达在内的新诗社社员还经常到闻一多家里,听取老师的意见或只是单纯的探访,甚至是社员之间发生争议也要找闻一多倾诉和评理。不仅是闻一多帮助新诗社进步,新诗社反过来也替闻一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使得闻一多与新诗社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密切联系不仅体现在诗社的组织与活动之中,还体现在他与社员之间诗学观念、性情气质的高度契合上——这是新诗社的一大突出标识。作为新诗社最有成就的诗人,何达曾经说过,在当时他们也许是跟闻一多在政治思想和精神气质上“最接近的一批”,他们致力于写作的诗歌正是闻一多所喜欢和提倡的。正是因为时常一起参与多种集合活动,在诗学观念和性情气质上有着极高的默契,而且频繁聚集起来讨论新诗创作,所以闻一多与新诗社社员能够形成亦师亦友的情感,并且在西南联大校园内掀起声势浩大的朗诵诗运动。

  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把新诗当作革命宣传的有力武器,一直在思索和寻找一种理想的战时诗歌样式。因为朱自清的缘故,闻一多偶然得见田间的诗歌,认为它们符合自己心中战时诗歌样式的标准,因此利用唐诗课程的平台介绍给学生。此后闻一多悉心指导学生们创作了大量朗诵诗,还举行或参与过多次大型诗歌朗诵会,在当地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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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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