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活着的”文学流派

2018-08-06 10:27 来源:文艺报 作者:赵天成

  所谓“文学流派”,其实是一个常被误解的概念。大体而言,误解一般发生在两个层面。其一,流派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与其说流派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它总是在自然发生的基础之上,经由有意识的建构所塑形。作家、作品、现象、思潮的发现、梳理和重新组合,都是隐匿在历史背后的推动力量。其二,当我们在谈论流派的时候,往往是在谈论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一点经常被我们忽略。事实上,文学流派是事件性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话语,如同人的生命一样终有定时。纵观五四以降的中国文学,即使是公认的京派、海派、七月派、社会剖析派,都有属于它们的有尽头的文学史时间。没有永远存活的文学流派,古今中西,概莫能外。因此,对于一个流派的构造者来说,真正积极的方式是将流派视作一个现象、一种思潮,首先承认它终有一“死”,然后努力向死而生。

  中国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是没有流派的文学史,这有特殊的历史原因。河北的“白洋淀派”、山西的“山药蛋派”,是仅有的两个可以当作流派对待的当代作家群落。它们都发源于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而在50年代初具规模。然而,“白洋淀派”的概念完全是事后追认的结果,而且实际存在时间仅有50年代中期的几年;“山药蛋派”有意识地流派构建,也在50年代浅尝辄止,直到70年代末才复有断续的重建流派的尝试,但也毕竟时过境迁。因此,自2013年起提出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念,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有填补空白的潜力。在我看来,里下河流派的最初构建,也有意借鉴了“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的模式。例如,构成流派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作家群。“山药蛋派”前有赵树理作为方向,后有“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五虎上将;“白洋淀派”则以孙犁为中心,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青年一代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当时都自称为孙犁的弟子。里下河流派则以汪曾祺的美学风格为磁石,聚拢了曹文轩、毕飞宇、吴义勤、王干、费振钟、汪政、鲁敏、朱辉、刘仁前、庞余亮等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又如,“白洋淀派”的初步形成,与孙犁在50年代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关系极大,刘绍棠、从维熙“学步期”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发表在这个副刊之上。而山西作协1956年创办的文学刊物《火花》(后改名《汾水》《山西文学》),一直是“山药蛋派”形成和发展的活动阵地。在这个意义上,在2014年创办的《里下河文学》年刊,无疑是里下河文学流派构建的重要事件。

  但是,里下河作为文学流派,也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流派的独特意义。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勾勒的十余种创作流派,大抵属于追授的性质,也就是说都是“已死”的流派,意义仅限于文学研究者的历史清理。里下河流派的概念价值,恰恰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实践,是构建一个活着的文学流派。判断一个流派是“死”是“活”的标准,在于它对活着的人,对正在抑或将要开始写作的人们是否具有现实的指引意义;在于是否可以在一条延续性的文脉上,涵纳不断涌现的新人和新作,并能在文化赓续和更新的意义上有效地讨论它们;在于年轻一代的作家,是否拥有从内部生发(而不是外部灌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是指,这里的写作者知道自己有根,有来历,可以在一条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中写作,他们的作品最终也将汇入这条河流;并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构建小而坚固的共同体。这也正是里下河流派近年来颇具活力的重要原因。

  诚如何平所言,以里下河这一地理概念命名文学流派的意义,在于一种文学空间的再生产。而恰切评价概念背后的建构实践,要有清晰、明确的位置和方向感。面朝过去还是面向未来,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我的看法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近70年的历史中,建构流派的尝试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拥有文脉认同感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此与其过早强调规范,提前将有温度的生命“作古”,不如首先努力“作活”,疏通河道,不问其余。河出伏流,自可一泻汪洋。因为归根结底,流派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视角和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对于置身文学最前沿的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流派所内蕴的话语能量。流派建构对于当下文学的最大价值,终归是要指向未来,孕育一批有根基、有态度的文学新人。近几年周荣池、庞羽、周卫彬等青年作家的创作颇为可观。周荣池的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坚持“在乡的写作”,以里下河的土地作为勉力耕耘的对象;庞羽的《向五百年前坠落》,将家乡兴化的物质性文化遗产——一座青砖砌就的明代厕所,融入具有现代感的叙述手法之中,也是有趣而有益的尝试。除此之外,几位里下河文学的研究者都已指出,里下河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数量可观的“业余作者”。他们平日有着教师、医生、公务员等各自的职业,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写作本身而非写作的功利性目的,就足以成为写作的理由。他们的存在是里下河文学的重要支脉和珍贵的“非物质文化”。

  但就自觉认同里下河文脉的写作者而言,如何在拥抱故乡的同时自觉抵御随之而来的同质化倾向,是他们能否更进一步,实现自我“超克”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怎样在“群居相切磋”的同时,保持“和而不流”、“群而不党”的独特性,既是一个作家能否脱颖而出的生命线,也是一个流派能否保持活力的关节点。何同彬也从“影响的焦虑”角度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而他为新一代写作者指出的应对策略,是“用充满野心的写作实践去修正、颠覆前辈写作者或经典作品形成的固定化的‘地方性’,而不是匍匐在前辈写作者的阴影中畏葸不前,或一味重申经典作品的不可超越性,从而习惯性地把自己安置在固有的地方性美学秩序中”(《地域主义视野的困境与重塑》)。

  事实上,真正的经典永远不会固化为符号,而总是意味着继续阐释的空间和未被发明的意义。具体地说,以汪曾祺为先导而形成的里下河文学的美学原则,大致可以概括为“水气”和“烟火气”。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提到“乡土”,一般都是指涉北方的乡土小说,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干燥、凛冽、一望无际、黄沙满天的乡土。汪曾祺写“乡”,但是不“土”,而是“水”的湿润、灵秀、流动,不需刻意求工,自是遍地风流。汪老笔下与北方截然有异的,寄寓于方言、风物、民俗之中的生活场景和美学境界,本身就是他的独特处。而汪曾祺又不只写乡村,也写小镇。《受戒》开篇写明子跟着舅舅穿过县城,以他的童年视角叙写即景:“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其间氤氲的人间烟火,令人过目难忘。

  汪曾祺的意义,可以从不同层面深入阐发。而就与本文相关的问题而言,汪曾祺的启示在于他总在“破执”,不断地拆解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任何一种文学概念、符号、标签,都不能妥帖地包容他的写作。例如批评家习惯于将乡土与城市置于二元对立的结构中考察,而汪曾祺的写作亦城亦乡,甚至可以说到了无城无乡的境界。而就乡土写作而言,现代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实践,大致可以归为两种观念形态:一为反传统,二为反现代。“反传统”是指五四以降以反封建为旗,以反思国民性为核心的批判路径;“反现代”一脉则由沈从文在30年代首开其端,集中出现于80年代以后,至今不衰,是在乡土文明失落的背景下展开的哀悼、怀旧和现代性批判。而汪曾祺两者都不属于,这也正是汪曾祺的意义。真正“活着的”作家和流派,就是要抵御一切的束缚,在既有的空间和秩序之上,以创造性的双手再造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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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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