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2018-09-06 09:33 来源:文艺报 作者:麦家

  文学创新,从来不是作家独自作战,而是和读者与时代共舞。文学的创新路,是寻自己的路,也是寻读者的路。创新也不单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时走回头路也是创新。

  

  弗兰茨·卡夫卡生前默默无名,不是因为他死得早,而是读者觉醒得迟: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阿尔蒂尔·兰波,14岁写诗,16岁写出《奥菲莉亚》,名扬天下,因为他“杀死上帝”的号角吹得恰逢其时,发令枪一样的,一呼百应。艾略特说,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代(文明成熟的读者)。博尔赫斯说,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读者的某种合作乃至于合谋。我想,这都是在讲一个道理:读者是大地,作家或者作品是根植于大地的作物;什么地长什么作物,盐碱地是什么也长不出的。

  这一点,我写《解密》时深有体会,是火烤三遍,油煎五回,又焖在高压锅里煮个烂,这种残酷的体会。《解密》、《暗算》《风声》是“三部曲”,虽然年代、人物、故事各不相干,但构思是整体的,指向是一致的,血性是相通的:一个秘密部门701的前世后生,一群天赋异禀的人在暗黑的“地下”以命相搏,前仆后继。他们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他们迷人的才华可以炼成金,传奇的经历充满梦的纷繁无序,要把我撑破,又把我照亮。然而,《解密》作为开路先锋,我在开发它时读者并不乐意接受。换言之,这是一块荒地、生地,种下去的作物容易死掉。

  过去那么多年,我仍清楚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开始为即将离校奔走忙碌,我却像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个“大东西”。也许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举动,暗示我将为它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想不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准确说,是11年。20万字,11年,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在接受一次次退稿,共计17次,很夸张吧。

  可以这么说,编辑作为读者的代表,并不打算和我合作去挑战一种新小说:这小说题材有点敏感(特别单位、秘密部门),主人公是个无名英雄(天才破译家)。题材敏感,搞不好要闯祸,英雄嘛,嘿,现在谁要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上的某些人中间曾经流行“反崇高、反英雄、反本土”,似乎月亮是西方的圆,人民币才是英雄,欲望乃是天道。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写黑暗,写丑恶,写身体,写鸡零狗碎,鸡鸣狗盗,追赶“欲望号街车”的东西,出现了“打倒英雄,消解崇高,消费欲望”的倾向。我背道而驰,哪壶不开提哪壶,岂不自撞南墙?唐人喜诗,宋人好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读者、读物。

  读物与其说是作家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读者要出来的。读者不要的东西,作家写了也只能锁在抽屉里。《解密》一锁就是11年,吃尽白眼,历尽沧桑。这是我不识相,一意孤行,跟时代唱反调,挑战“红线”。这“红线”既涉及保密审查,也关乎读者审美(审丑)的趣味,前后夹攻,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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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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