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文化抗战风起云涌——

泰戈尔等世界文豪发文谴责日寇

2018-09-28 10:57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傅淞巍

1940年8月29日《大众日报》。

1941年,孙常非版画《呐喊》。

1938年3月29日《抗战三日刊》发表的短评。

  核心提示

  “九一八”事变激起文化界的抗日怒潮,从大量抗战刊物的涌现、国难文学的兴起,到民间剧团、宣讲团深入农村,抗战宣传走向高潮,引人注意的是,当时的文艺界公开电请世界文豪谴责日寇。文化界爱国人士的奔走呼号和抗战到底的精神不仅感染了民众,还赢得了世界文化界的有力支持,泰戈尔、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一大批世界文豪纷纷发文谴责日本侵略罪行。

  文化战线的“游击战争”

  渤海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广远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文化界人士也身陷国难,颠沛流离,文化阵地何在,文化人的作用何在,曾令一些文化界人士苦闷彷徨。

  胡绳在1937年8月29日的《抗战三日刊》上著文陈述自己的主张:“文化界在战时的活动恐怕也应该和军事上一样,采取游击战争的策略……我们现在必须向文化界做一个紧急的建议,是:立刻散开到全国的每一个地方去,做坚韧的,持久的游击战争。”

  《抗战三日刊》刊发纪实文章《一个农村宣传队》,可以看出当时的抗战宣传。

  “出发前的准备是一个星期,关于路程、膳食、住宿、行囊及必需品、医药、宣传品、剧用道具,都有了妥善的设计,于是廿五名队员站成了一长排,精神抖擞地听从领队的出发命令。

  “总领队和大家的装备一样,只是多了一支叫笛(即哨子)和令旗,叫笛响了,在立正的口令之后,队员们非常认真地听领队讲话:一、照顾自己,扶助他人,拒绝任何人的招待。二、一面宣传,一面学习,从实践中改造自己。三、个人的活动采取民主,但决议的执行要绝对尊重。

  “我们的服装是朴实简单的,背上的大背囊,便是一切应用品的大仓库。此外便是满腔的热情和耐苦的毅力。这毅力可以从每个成员都携带两双草鞋表现出来。我们决定不用交通工具而用我们的双腿,走向‘文明的风’吹不到的小农村去。

  “那些天特别冷,我们背囊中的睡毯不足以抵御寒冷,乡村里借被根本就没有,房屋又大多是破旧通风的。白昼的疲劳,足以造成酣睡的条件,但过于寒冷,偏偏又驱走睡魔。怎么办呢?稻草是多而不值钱,家家有,于是铺在地上的,盖在身上的都有,习惯了稻草的味道,又觉得非它不可了。

  “午间是农民们回家休息的时候,大规模的宣传工作就此展开,一般是演戏。因为有趣,可以多吸引看客。我们预备的戏都是学来的救亡剧,包括《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在东北》《张家店》等等。热闹是够的,群众也爱看,但一般文化家认为通俗化的东西,在农村仍是不通俗,过高。譬如《九一八以来》,贴在脊背上的东北三省、平津、上海等字,农民们不认得。为了应时应地,我们队伍中的天才者,也编了几个短剧,插进‘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等内容,效果颇大,演到紧张处,和台下的观众联合,有时发问,有时唱和,颇像朗诵剧。台上的剧员下装上装的时间,台下便举行宣传的游击战,戏又开演了,‘游击队员’也是看客,站在观众中,观察戏剧对于农民的效果……在晚上,要制定明天的工作计划,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寂静到只有一人说明意见,常常又是有检讨、有批判的。而且为了会议进行的合理起见,工作的检讨在前面,计划在后。学习每天的经验,作为未来工作的指针,逐步改进自己。”

  刘广远表示,这种朴素的、简单的、直接的抗日文化传播,力量深厚,能够透过灵魂直达受众的心底。

  90后研究生崔开远边整理资料边跟记者说:“原以为在炮火中文化宣传会失去力量,想不到爱国文化人士如此同仇敌忾,凝心聚力,如此具有坚定性和战斗力,我被深深感动、震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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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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