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研究实践

2018-11-23 14:01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刘跃进

郑振铎先生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郑振铎有着多方面的贡献。本文选取三个角度展开论述:一是郑振铎的文学理想,评述了他的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观、整体的文学观、比较的方法论等;二是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论及他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中国文学分类、文学史研究的新资料、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等;三是回顾郑振铎创办文学研究所的历程,以及开创文学研究新局面的特殊贡献。文章最后指出,郑振铎很希望自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当国家需要时,他会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把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贡献给社会和人民,这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关键词 郑振铎;文学观;大众文学;文学研究所

  引 言

  1958年10月8日,郑振铎参加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并准备了一篇发言稿,说:“这次整风,有机会检查自己的缺点,对自己和别人都有好处”[1]。文章回顾了自己幼年时的读书情况,“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化,同时说到自己“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惟其如此,有自己的特点,概括而言,有5个方面:

  一是“有不少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有好有不好。如对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比较,扬陶抑谢,是好的。但对王褒《僮约》的肯定,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看法,是不好的。

  二是介绍新观点,“那就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的观点,强调时代影响。此外,还有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受英国人莫尔干(Morgan)的‘文学进化论’的影响。还受安德路·莱恩(Andrew Lang)的民俗学的影响,认为许多故事是在各国共同的基础上产生的”。

  三是“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把很多东西都看作外国的。例如:我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像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认为唱戏的人在舞台上穿的厚底靴和戴的面具也是希腊悲剧的影响。我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把有唱有说的认为都是变文的影响”。

  四是“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五是“把劳动人民的作品和皇帝的作品混在一起谈,没有分清。这主要表现在对待六朝的诗歌论述中”。

  在当时,作者是在认真地反省自己一生文学研究的过失。今天看来,这些话又似正话反说,不仅很好地概括了他的文学理念和研究实践,而且,其中一些重要思想,即使放在今天来看也不过时,甚至,依然还是热门话题。

  在这前后,《文学评论》前身的《文学研究》正在组织批判文章,并且已经发排,这就是《文学研究》1958年刊发的两篇文章,一是曹道衡、徐凌云、陈燊、乔象钟、蒋荷生、邓绍基集体讨论撰写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另外一篇是邓绍基、董衡巽合写的《对郑振铎先生〈论关汉卿的杂剧〉的意见》[2]。没有想到10天以后,郑振铎率团出访,因飞机失事而离世,国务院将同机人员列为革命烈士,结果,原本是被批判的对象,身份又有变化。于是,就在同一期,编者临时增加“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发表郑振铎逝世前两天赶写的文章《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3],并组织吴晓铃、何其芳、王伯祥、余冠英以及苏联专家艾德林、波兰专家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等人撰写纪念文章。最后还附有吴晓铃编《郑振铎先生撰著编译目录初稿》等。

《文学研究》之“悼念郑振铎先生专辑”

  郑振铎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都与文学事业、与文学研究所工作密切相关。在他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文学评论》刊发朱文华撰写的《郑振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贡献——纪念郑振铎先生诞生一百周年》(1998第6期);在他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杨义、邵宁宁合著《献身中国文艺复兴的卓越先驱——郑振铎论》,我也撰写《西谛书话的启迪》(并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并与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纪念会。

  今年,是郑振铎诞辰120周年、逝世6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国家文物局委托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学术纪念活动,隆重纪念这位“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李一氓语)。在我看来,郑振铎所以被人广泛尊重,首先是他的为人,他的做事,还有他的文学理想、研究实践,以及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另外,他创办了文学研究所,为中国文学研究事业开创了新局面。

  一 郑振铎的文学理想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从此,他的文学思想发生重要变化。

《新社会》杂志发刊词

  (一)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

  19岁那年,他根据《古今文综》编《论文集要》,这是他从事纂集工作的开始。那个时候,他更多地关注文学资料本身,想走传统学问的路子,他读《诗经》,用朱熹《诗集传》,又读《毛诗正义》,再读《〈诗经〉传说汇纂》等,结果发现,各种解说,辗转求证,治丝益棼,使人不知诗意所在。于是很想为《诗经》作新注,为《楚辞》作集解,并注意到《文选》等总集。为此,他先后收集《诗经》各家注本七八箧,说《诗》之书三百余种,《楚辞》各家注本二大箧,连类而及,又集得《文选》各家注本数十种。

  正当他博览群籍、准备开展深入研究的时候,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勃然兴起,他也受到强烈震撼,越发感到改变过去的文学观念迫在眉睫。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起草《文学研究会简章》,将文学艺术当作一种事业,要为人生、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他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无不贯彻这一重要思想。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文学创作方面,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在《小说月报》上开辟“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亲自撰写《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反思整理国故的意义。他后来曾以鲁迅的辑佚工作为例做了说明。他说,鲁迅生平最看重学问,却看不起那些近似不食人间烟火的“校勘家”“目录家”,因为他们所致力的不是“学问”本身,而是为“书”所奴役,是无目的的工作[4]。显然,在郑振铎心目中,所谓“新”,就是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境界;文学艺术要有人、有社会、有鲜活的时代脉搏的跃动。

《小说月报》“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栏发端

  在当时,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些所谓精致的小品、庙堂文学,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没有生命力。1934年6月2日鲁迅致郑振铎信说:“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对此,郑振铎深表赞同。大革命失败后,他曾旅居巴黎,在各大博物馆,看到流失海外的敦煌宝藏,其中有很多平民文学史料,为之震撼,真正意识到文学的生命在民间。1932年,他撰写著名的《从变文到弹词》《宋金元诸宫调考》等,认为后世说唱文学深受变文影响,甚至主张变文为近代文学的祖先,将平民文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1933年,他在《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中再次强调指出,大众文学生于草野,原本不登大雅之堂,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这种草野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为此,他花费很长时间收集这类作品。每得珍品,都要公之天下。他认为,学术为天下公器,珍稀资料要拿出来供学术界研究共享[5]。他把自己多年收集到的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整理,编纂出版《元明以来杂剧总录》《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西谛所藏散曲目录》《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影印《玄览堂丛书》《清人杂剧》《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最重要的是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一至四集[6]。

郑振铎:《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文学季刊》创刊号

  (二)整体的文学观

  1922年,年仅24岁的郑振铎就提出“文学的统一观”问题,倡导世界文学观念。他认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它的前面的来源和后来的结果;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它与别的地方的关系,它所影响于别人,或是它所受于人的影响;知道一种的文学却不知道别的文学的详细。如此,研究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不能有全体的统一的观念。他发现,文学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之不同。然其不同之程度,固远不如其相同之程度。因为人类虽相隔至远,虽面色不同,而其精神与情绪竟是几乎完全无异的[7]。因此,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样,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去比较。

  他很早就注意到林琴南的翻译,对世界文学充满探索的愿望。22岁,他撰写《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1921年)、《十四年来得诺贝尔奖金的文学家》(1922年)、《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1920年),23岁撰写《一九二一的得诺贝尔奖金者》(1921年),25岁又写了《得一九二三的诺贝尔奖金者夏芝》(1923年),还亲自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就在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在《文学研究》上发表《瑞典女作家格洛浮》。在追踪世界文学潮流中,郑振铎深深地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文学艺术,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割裂开来。1935年,他组织发起《世界文库》编纂工作,在发刊缘起中写道:

  文学史在一般历史里却是最没有血腥气的。伟大的文人们对于人群的贡献,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他们不以掠夺侵凌的手腕,金戈铁马的暴行,来建筑他们自己的纪念碑。他们是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站在我们的前面,以热切的同情,悲悯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愤怒,的欢悦,告诉给我们,一点也不隐匿,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亚历山大帝过去了,查理曼大帝过去了,拿破仑过去了,秦皇、汉武过去了,唐太宗、明太祖过去了;他们以同类的血肉和骷髅,悲愤和眼泪,成就了所谓英雄的视野,所留下的却只是芜城荒丘,涂抹着血红似的夕阳残照,而给我们的可怕的留血的纪念耳。[8]

《世界文库》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没有国界,它所反映的应当是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普遍追求,具有永恒的价值。早在1923年,郑振铎就开始撰写《文学大纲》,1924年1月起陆续发表。1927年结集出版时,不过29岁。这实际上是一部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史。作者专门介绍了《圣经》的故事,认为《圣经》不是一部书,乃是许多书的总集。《旧约》是希伯来民族在千年间所产生的最好的文学。《新约》则包含“不是一国的而是一种运动的”文学,更是一部希腊文作品的总集。《文学大纲》在介绍外国文学同时,特别注意比较欧州之外的文学发展。譬如在论及中世纪欧洲文学时,作者指出,所谓中世纪的欧洲,通常系指自公元410年罗马被阿拉列率领西哥德人攻陷时起,至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时止的那一个时代的欧洲。在这1000多年间,欧洲的景象是时时的战争、瘟疫、饥荒,平民常有不胜诸侯贵族的暴虐与压迫。这个时期的欧洲文学,正处在黑暗时代,除《神曲》及诸国民歌外,重要作家极少,作品也不多。而中世纪的波斯,却处在一个黄金时代,诗的天才,发展到登峰造极。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东方的中国。作者专辟“中世纪的中国诗人”,认为从南朝后期到明代中期,是文学的鼎盛发展的时期。后来,他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中世纪文学开始于晋的南渡,而终于明正德时代,其时间跨度约1200余年(公元317—1521年),是中国文学的辉煌时代。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启迪意义。

  站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文艺复兴,其意义就凸显出来。自圣奥古斯丁死后,600余年间,欧洲是被包裹在一层智慧黑暗的雾里,古代的学问仅被保存在几个僧院中。从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是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欧州文学的再生时代。从世界文学的比较眼光看,在遥远的东方,是否也存在着这样文艺复兴的历史时期呢?我们不妨做进一步的探索[9]。

  (三)比较的方法论

  1922年,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一文中指出,清理中国文学,除了要有文学统一的观察外,还需要用比较和归纳的方法[10]。在《文学大纲》中,面对着东西方文学在中世纪的巨大反差,郑振铎依然“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回答这样一个宏阔的问题。在谈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时,他特别强调了印度文化的影响。他说,此前的中国本土文学,主要是辞赋、四五言诗、还有散文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佛教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土,《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安世高、鸠摩罗什等大德高僧的传经布道,法显、玄奘等人的西天取经等,推动了南北朝至唐代佛教文化的兴盛,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譬如音韵学研究,就是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而兴盛起来的。《颜氏家训·音辞篇》、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郑樵《通志·六书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书都说到的汉末以来流行的辨声之法(如反切)始于西域。中国古典诗歌史上著名的“四声八病”说也与印度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这些,可以在《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中找到新的证据[11]。郑振铎还指出,印度的作品,开头往往是“如是我闻”,汉译出来恰正是“却说”“话说”之意。他们每当形容或论断一个事物,必要引古诗句或谚语为证,恰正如我们之小说家,常常用“正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样的成语。后世的戏曲小说、变文佛曲、弹词鼓词、民间故事之类,也多如此。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诗歌和散文之外,又产生出许多新的文体,如变文、诸宫调等。总之,在这1200余年间,几乎没有一个时代与印度文化绝缘。

《文学大纲》

  郑振铎重视文学比较的意义,却不主张用比较文学这个概念,他认为,取一片一段的文学做比较,还不是文学的整体研究[12]。后来,他逐渐修订自己的看法,由文学进入历史学,进入考古学,在多学科比较中,看到了比较文学的意义。事实上,他的《汤祷篇》就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开展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实际上是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拓荒者之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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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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