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时代的权利理论
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2019年第20191期
作者:黄涛
2019-12-06 09:00

  内容提要:自1980年代后期权利本位论出场算起,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已经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这一权利理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进程。权利理论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诞生在1980年代张扬个性的文化氛围中,在经济和社会的开放性发展中得到了社会物质层面的支持。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相伴随,也随着我们对于主体性的认知而逐步深化。纵观各个时期不同权利理论研究者的作品,可以看到,权利主体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达,权利从一个表达个体自由选择的概念,逐步发展为一个依赖于共同体、依赖于他者的有着内在结构的概念。当代中国权利理论正在走向一个共同体的权利时代。

  关 键 词:权利主体性/权利本位论/应有权利/共同体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学术史研究”(16CFX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涛,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主体性”概念是当代中国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观念变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正是主体性通过法律概念和法学话语的表征过程。主体性的最初含义是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承认人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为正当。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兴起正在于确立个人的主体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法学理论中首次确立权利主体的正当地位。

  但是,主体性的发展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一旦个体的自由选择得到承认,个体接下来就沉溺在他选择的对象中,于是遗忘了自身;或者从个体的自我出发,将一切外在于他的东西视为“非我”,视为自身的工具。由此导致了主体性面临的危机,主体遗忘了自身与他者原本属于一个共同生活的世界。这是我们通过黑格尔了解到的主体性概念自身的发展轨迹,也是为当代中国主体性的研究者承认的有关主体性内在逻辑发展的重要结论。②在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本文将要展示的,正是以权利主体性观念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的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逻辑发展。③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权利主体的诞生,将看到权利主体陷入迷茫与孤独,也将看到这个主体力求获得他者承认从而进入共同生活的努力。本文将分别叙述权利主体性逻辑演进的上述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走向一种以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谐发展为导向的权利理论。

  一、权利本位论:当代中国法学权利主体的诞生

  1988年6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是当代中国权利理论发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④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权利本位论”的观点。权利本位论强调现代法学应是权利之学,现代法学的图景应该紧紧围绕权利这一基础性的概念来构建,这种观点在与会学者们之间产生了极大反响,并在随后扩展开来。⑤

  从长春会议的重要参加者和组织者张文显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权利本位论出场之际有关权利的概念化分析。在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中,他针对权利给出了如下定义:“权利是国家通过法加以规定并体现在法关系中的、人们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普遍利益范围内做出选择、获得利益的一种能动手段。”在张文显有关权利的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在此存在着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⑥

  这是怎样的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的选择和自由是一种怎样的选择和自由?在郑成良提交给长春会议的参会论文《论自由权利——简析自由概念在法理学中的含义》一文中,可以看到对上述问题的初步回答。这篇文章明确界定了法律上的自由,即行为的合法性:“如果我们说某些行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行为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主体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为。”⑦这正是当今法律学者熟悉的自由概念,它强调个体行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性;行为在一个确定的法律范围内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自由意味着排除他人包括国家对自己行动的妨碍,只要自己的行动是法律允许的。而在此前,这种属于个体自身的自由空间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享有自由和能够作出选择的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有着怎样的期待?⑧透过郑成良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权利本位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⑨这篇仅仅五千余字的文章,极其凝练地勾勒出一幅我们如今已经非常熟悉的权利世界的景象。这篇文章对权利本位进行了如下界定:“权利本位是指这样一种信念:只有使每一个人都平等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人权),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为了而且仅仅是为了保障和实现这些平等的权利,义务的约束才成为必要;当立法者为人们设定新的义务约束时,他能够加以援引的唯一正当而合法的理由,也仅仅是这将有益于人们早已享有或新近享有的平等权利。”⑩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权利本位的四大“要义”:“权利平等”“对自由社会的追求”“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对世俗幸福的肯定”。(11)

  在郑成良描述的合乎理性的法律制度中,人是一个有着自主选择的人,这也正是张文显笔下的那个能够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并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的权利主体,这个主体的自我选择在这里得到了尊重。此外,这种自我选择还与多元利益相关,与世俗生活的幸福相关。这篇文章追溯了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对世俗幸福的追求,主张“个人对世俗幸福的追求,无论其是否抱有高尚的目的和动机,只要未采取非法的形式,都被视为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12)在这篇文章中,个体的自主、利益多元化与世俗生活的幸福关联在一起,契合着19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三个要素,正是市场赖以发展的要素。

  在1990年发表的《“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一文中,张文显明确概括了“凡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的“突出特征”。在这里,首次出现了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等论断,“权利本位”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概念化表达。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中,权利主体的权利被确认为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并且明确了权利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只受法律规定的限制,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或强制的,可以推定为公民有权作为或者不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13)

  从本质上讲,权利本位论只是一种限定在法律框架内的权利学说。不论是在郑成良的分析中,还是在张文显的笔下,权利都存在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现行法律的规定。实际上,张文显在他对于上述权利定义的说明中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他认为:“法定权利都是实证的,都是由现行法规定的。”(14)而在此后,他进一步强调,“权利是以权利相对人的法定义务范围和实际履行能力为限度的”,“权利本位说鼓励人们主动地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勇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提醒人们注意法定的权利界限,敦促人们承担和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15)这些论述强调法定权利赋予了权利主体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尽管在这里,主体的自由还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却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法律关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即主体开始凸显。法律关系中主体要素的凸显,弱化了权利本身的工具性质;尽管权利在此时仍然被理解为统治阶级分配利益的工具,但统治阶级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享有一定自由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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