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郑州)2019年第3期
作者:王亚婷 孔繁斌
2020-01-19 09:57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以对个体权利的确认为基础展开的一种旨在维护创制性秩序的构建。由于现代社会问题复杂性的增加,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点来寻求确定性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正在逐渐失去其对于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并且呈现出一种话语适应性的局限。以共同体理论为分析视角,离析出相互的情感、彼此的依存和共同的行动这几个核心要素,将研究的观察点聚焦于社会治理中共同体及其开展的社会治理行动,以此来尝试赋予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以新的阐释力。

  关 键 词:社会治理/共同体/话语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促进参与和公正分配的公共政策体系研究”(16AZD027)。

  作者简介:王亚婷,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孔繁斌,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公共行政理论研究。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是以对个体权利的确认为基础展开的一种旨在维护创制性秩序的构建。随着个体自由的增强和发展空间的拓展,人们开始为家庭的解体、道德的丧失、共同体的沦落、个体利益无休止的追逐等状况担忧①。由于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这种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点寻求社会治理确定性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失去其对于社会现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能力,并呈现出一种话语适应性的局限。尽管学术界对社会治理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进行了诸多探讨性分析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文献,这些研究关注了社会治理的发展变迁,回应了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但依然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社会治理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争存在着非此即彼的现象,要么是打着民主幌子对个体权利无限放大,要么罩着共同利益的外衣对社会进行压力型管控,整体社会治理的理论话语依然带有浓厚的管理主义倾向。本文以共同体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以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转换为中轴,将研究的观察点聚焦于社会治理中共同体及其开展的社会治理行动,以此来尝试赋予社会治理话语体系以新的阐释力。

  一、共同体:一个新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中引入共同体这一概念,首先必须对这个概念的主要知识脉络做一个大致的梳理。西方社会在19世纪开端便对共同体理论投入大量的关注,从众多角度展开研究。这一思潮的兴起可以视作是对启蒙运动以来工业社会所构建的理性个人主义思想基石的一种反思或质疑。它倡导共同体对于个体、群体以及社会的价值,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开始从个人主义传统向集体主义转变。

  对共同体概念的研究始于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在此著作中,他提出并阐释了“共同体”与“社会”这两个对立性概念。他认为,“共同体”是依赖于记忆和习惯等自然意志,在血缘、地缘和礼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及融洽情感的结合体。与之相对的“社会”则是依赖于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契约关系的聚合,带有鲜明个体主义色彩。对于滕尼斯而言,共同体是有机的生命,而社会是机械的形态。但其所言的有机不是围绕物种的范畴,或者说并非指人的种族、部落这类生物的类别,而是社会学意义上人的关系的结合,意味着现实、变化和发展②。

  同样,从情感的角度来阐释共同体意义的还有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从民族的文化根源和社会心理出发,认为民族是工业化时期人为构建的产物,是用语言勾勒的“想象的共同体”。掌握话语权力的力量有选择地将共同体形态施加于其他群体,从而完成民族这一属性的获取和概念的塑造。人在追逐个体自由的同时,内心深处也埋藏着对于赋予其安全和情感的共同体的渴望。正由于个体独立和共同体情感这两种需求的矛盾,安德森所强调的民族拥有主权却又本质上有限③。

  绕开情感的诉求,爱米尔·涂尔干( Durkheim)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审视了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社会结构类型依赖于其团结的形式这一客观“社会事实”④,并进一步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两种类型。“机械团结”是社会结构中较为初始的团结状态,其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集体意识较为稳定有力,呈现集体意识吸纳个体人格的状态。伴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性的入侵,新兴产业和流动人口冲击着传统的家族团结、乡土团结的形式,催生着新的群体聚合方式,这便是“有机团结”。如果说在“机械团结”中集体意识完全覆盖个体意识,个性丧失殆尽,那么“有机团结”则以个体差别为基础,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且能自臻其境。

  对于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而言,共同体这一范畴既可以指代小型的社区组织,即社区共同体;也可以指涉更高层级的国家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传统共同体的式微是启蒙运动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后果,现代化进程触发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和文化的衰落⑤。拥有强大潜力的电子技术为距离遥远的公众提供关注和参与焦点问题的可能,但同时由于观众数量庞大和关注强度也使得个体被放置在一种比他有优势的力量面前,并对之屈服⑥。原本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的个体,在现代性的塑造下经历了一个“脱域”的过程。“脱域”后个体的“机械聚合”则意味着不确定、不可靠、不安全。如鲍曼所言,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体的、不确定的世界,会不满意,会感到恐惧。个体的自由与共同体可能会产生冲突,但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获得满意的生活。

  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此概念进行过讨论。

  虽然共同体概念的谱系较为繁杂,但学者对其核心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归于三类:基于自然传承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的情感共同体;共享种族身份或特定价值而彼此依存的权利共同体;基于特定的任务或目标而聚集并展开共同行动的任务共同体或目标共同体。从滕尼斯、安德森、涂尔干和鲍曼对于“共同体”概念的多元阐释,至帕克与费舍尔“共同体”概念于城市的具体应用,再到虚拟共同体的构想,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衍生,为社会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赋予其规范性的功能意义。即如何在承认个体差异、分化的基础上,遏制社会冲突的形成,寻求差异中的协调和分化中的秩序,达到自然和谐状态。这便涉及多元价值冲突中的社会认同问题。在黑暗的中世纪,共同体通过宗教观念来迫使社会成员遵从,而在理性主义大唱凯歌的现代社会,共同体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形式合法性的宣扬来诱使社会成员服从。那么在自反性现代化的观照下,社会成员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又该走向何处?其是否能妥善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价值冲突从而维持发展的秩序?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在勾勒共同体这一概念轮廓、明确其主要概念内核的基础上,在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中引入共同体这一分析视角,主要是借鉴其思想中几个重要元素,即相互的情感、彼此的依存和共同的行动。彼此的依存是社会治理构建所要考量的背景,共同的行动是社会治理得以展开的方式,而相互的情感是社会治理所追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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