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与宗教:基于韦伯理论的反思和《洛阳伽蓝记》的考察
来源:《社会学评论》2019年06期
作者:何蓉
2020-03-10 09:44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传统中国城市具有军事和政治功能,与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较,缺少公共生活的、经济的等内容。针对这一看法,本文首先梳理了韦伯的经典城市社会学理论,指出其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的二分模式忽视了中国本土经验现象的实质内容;进而,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总结了《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北魏洛阳的城市规划与治理原则,指出宗教团体与宗教实践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表明中国城市在社会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具有的作用机制。

  关 键 词:政治性城市/《洛阳伽蓝记》/城市生活/佛教寺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

  作者简介:何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经济社会学、中国宗教研究。

  城市是人类诸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聚落方式。中华文明早期以来即形成的农耕传统,意味着农业的技术和制度、家族和村庄的聚落方式等,是其基本的文明要素。而且,传统上的诗词文学和绘画艺术对田园生活之扬、对城市生活之抑或忽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叙事缺失的局面(刘创楚、杨庆堃,2001)。但实际上,城市或相当的聚落形式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了,在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着“国”与“野”、“都”与“鄙”的观念分类与制度并立(赵世超,1991);数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更是将中国城市研究推进到文明的更早阶段,并阐明了不同层次和阶段的城市面貌,例如,早在公元前3500-前3000年时期,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南郑州大河东、山东泰安大汶口、江苏新沂花厅村、湖北京山屈家岭等均出现了一些中心聚落方式或称原始宗邑,其社会分层、整合社会差异等特征,表明其已具有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的意义(王震中,2013:113-184);进而,与阶级分化属于同一过程的,是都邑或城市的出现,对于农业民族而言,城邑往往是重要的御敌设施和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最初的国家每每是由一个都城及其周围的田野和众多的村落构成,可称为“都邑国家”或“城邑国家”,其诞生意味着“‘文明’的体系化、强制性权力的制度化、神灵的人身化”(王震中,2013:411)。

  从世界诸文明的比较视角来看,中国早期都邑的特点是,政治功能强而商业和贸易特征不突出。张光直在其有关中国早期城市的重要论文中,引用了史前学家戈登·柴尔德有关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十项标准,指出城市革命的核心在于生产技术的发展、贸易的发达而造成的经济起飞,并推动了人口的阶层分化,构成了城市革命的基本动力;依此而论,中国城市的军事、政治等意义更为突出。简言之,上自考古可见中国最早的城市形态,下至傅筑夫、费孝通等研究所揭示的近代中国的城邑,其特征都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与象征(张光直,1990)。

  诚然,更多的历史学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经济功能在不断增加。例如,研究者指出,在西周时期,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加,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最终形成(张喜庆、王立华,2017),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城市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张鸿雁,1988),《史记》、《汉书》所载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13个城市表明,经济城市已成为一种城市类型(郭天祥,2003;马正林,1998)。但是,城市的政治因素和功能,始终是中国古代城市的首要的和关键的特征,将城市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才是理解中国城市发展特色的关键(许宏,2000)。

  由此可见,在研究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一个难以避开的困境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利用其历史材料所得出的城市发展特征与动力等理论①,与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城市,在基本性质上有所不同;中国城市的多样形态,如国、都、邑等,也无法直接套用西方术语而不损失其丰富的内涵,依照城市的标准概念或指标来比对,有置之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嫌疑。

  因此,对于中国的城市研究,有必要在借鉴西方城市研究理论的基础之上,接近中国城市生活的实际样貌。基于此,本文认为,既然中国城市的政治特性(即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与工具)一以贯之,那么,不妨此为立足点,依托社会科学路向的城市理论而持一批判和分析的立场,以理解中国城市生活的运行及其机制。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例如施坚雅的中国城市史、罗威廉对汉口的论著、韩书瑞对北京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等,无不以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城市的理论命题为起点。基于此,本文将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论述放置回其整体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中,首先,通过对韦伯的经典城市理论的整体梳理,建立城市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或框架,揭示其观察中国城市时的不足之处;其次,以《洛阳伽蓝记》的记录为基础,选取了北魏洛阳这样一个都城,将之作为典型的政治城市进行个案分析,理解其城市生活的内容与作用机制,特别是,勾勒出佛教在构建社会团结、促进社会融合方面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传统城市的特征、运行等问题。

  一、韦伯论城市:文明、现代性与城市的类型学

  马克斯·韦伯成长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背景之下,在李斯特、希尔德布兰德、施穆勒、毕歇等人有关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城市经济是介乎部落的、村庄的经济,与地域的、国家的经济之间的阶段,自然而然地,城市的经济功能的相关论述是韦伯城市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韦伯有关城市的专门论述被辑录为《经济与社会》中的一个单独部分,其标题《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表明,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的框架下来理解城市发展的机制与动力,在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之论述中,城市生活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戈,2006;王小章,2007)。此外,韦伯有关城市的论述还可见于他学术生涯早期对古代文明的研究;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当中,他对中国城市也发表了一些论断。

  对韦伯而言,下定义或命名本应是研究最后才能做的工作,既需要决断、又要关照到丰富的现实、从而避免武断。因此,他对城市的限定综合了多种因素,有“市场聚落”的经济本质、有自律权的(autonom)团体、有其特殊的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共同体”(Gemeinde)、特殊的要塞或镇戍等多方面的内容(韦伯,2005:1-22)。整体来看,韦伯的城市研究有纵、横两条脉络,纵向的脉络是从城市角度对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性的产生的阐述,城市被置于文明的层次来加以考察;横向的脉络则以西方城市的特征与东方城市进行类型学的总结与比较。试一一述之。

  (一)韦伯论城市:西方文明的本质和现代性的摇篮

  韦伯在《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一文中指出:

  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的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形成的。(韦伯,1997:5)

  从经济发展来看,希腊-罗马时代属于城市聚落形式发展非常充分的时期:

  古代城邦立足于以城邦本身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即以城邦工艺产品来与其内陆农村的农业产品相交换。这种贸易乃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而且基本上满足所有需求;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自给自足(autarkia)。(韦伯:1997:6)

  整体上看,古代社会中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城邦商业经济Vs.内陆原始农民的自然经济”、“城市中的自由劳动Vs.乡村中的奴隶劳动”的对立。由此产生了多重影响:一方面,交换经济、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表明,古代世界的文明本质上是沿海文明,其历史的核心自然也是有关沿海诸城邦的历史;另一方面,与一般认为贸易促进自由的看法相反,“国际贸易的发展恰恰强化了大奴隶制庄园中的非自由劳动”,由此产生了一种经济形式的分层,即交换经济居于上层,自然经济居于下层,“唯有奴隶主上层阶级的消费越提高,贸易才越向外扩张,但这样的对外贸易越扩张,它所涉及的人口反而越少”(韦伯,1997:9)。

  由此表明,尽管古代城市的经济属性非常突出,但是,与现代城市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经济体系相比,古代城市的商业与贸易是服务于人口中占少数的上层阶级的。而随着西班牙等内陆地区并入罗马,古代文明发生地域转移,即从沿海文明转变成一种内陆文明,城市、商业的丧失进一步造成了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全盘丧失:

  (罗马帝国瓦解是)基本经济结构发展的必然政治结果,这就是商业的逐渐消失和物物交换经济之扩展……帝国之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消失了,因为它们不再适应一个自然经济的下层建筑。(韦伯,1997:29)

  以上可以看到,尽管韦伯在其作品中梳理和应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但他实际上具有某种非演进的思维,因而,城市不是历史演化的结果,反而是历史的本质——具体而言,城市是西方文明的本质;一个时期的衰落或消失并未消除其根基或种子,古典时期孕育出的城市经济与文化特征,犹如冬眠一般潜藏在封建时代的严冬之中:9世纪初到13世纪中叶,欧洲商人阶层逐渐消失,城市生活没落,欧洲与古典传统割裂开来,封建制度与庄园制度结合,成为当时欧洲的主要社会经济制度。到中世纪时,自由劳动分工与商业交换、市民自由的发展等打破加诸人身的内外枷锁,近代意义上的城市与市民亦自此产生,贸易、手工业发展,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等组织产生并发展起来,“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那安泰俄斯一样重获新的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韦伯,1997:33),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他所说的“希腊时代的城邦基本上无异于中世纪城市”的意义所在(韦伯,1997:5)。

  当然,中世纪城市与古代城市仍然有其相互区别之处,最重要的便在于现代性的因素在经济、法律等方面孕育发展,构成了近代西方理性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经济上来看,中世纪市场经济依托的是自由劳动力,地区市场、各地区的分工、跨区域贸易发展起来,“各种以供应外部市场及雇用自由劳动为目的的新生产方式开始出现”,现代经济的发展“无可避免地乃与面向大众的趋势紧密相联,亦即跨地区的贸易以至跨国贸易都以不断满足大众的需要为目的”(韦伯,1997:9)。从政治、法律上看,市民享有特殊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市民大会-市政委员会-城市宪章的自治体系,简言之,中世纪城市获得了政治的自主性、立法的自主性、拥有完全独立的司法与行政当局的自治、租税的自主性、掌握市场的权利等(韦伯,2005:158-178)。

  由此,形成了韦伯对城市特征的基本要件的总结:

  并非所有经济性意义的“城市”,或是所有其居民曾拥有政治行政意义下一种特别身份的要塞,在历史上都曾经形成一个“共同体”。只有在西方,才出现过大量的城市共同体……近东(叙利亚、腓尼基,或者还可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同样也有,不过只限于一个短暂时期,其他地方有的只是雏形。

  要发展成一个城市共同体聚落至少得具有较强的工商业性格,而且还得有下列特征:(1)防御设施;(2)市场;(3)自己的法庭以及——至少部分的——自己的法律;(4)团体的性格(Verbandscharakter)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要有部分的自律性与自主性,这点包括官方的行政,在其任命下,市民得以以某种形式参与市政……在政治性的定义里,(西方)城市的特征就是作为上述权利之担纲者的、一个特别的市民身份团体的出现。(韦伯,2005:22-23)

  (二)韦伯论东方的城市:特征与局限

  以西方城市的特征来衡量,东方城市则是种种反面。韦伯指出,“所有的东方城市形态”,“都不具有城市的政治特性”,即,既非西方古典时期的“城邦”(Polis),亦无中世纪的“城市法”,也不是个自有其政治特权的“共同体”(Gemeinde)(韦伯,2004:44)。在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里,城市往往是官府所在地,但从法律角度来说,“亚洲的城市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有一套特殊的、适用于市民的实体法或诉讼法,也没有市民自律性任命的法庭”;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亚洲城市“基本上没有自律性的行政”;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团体的性格,以及(相对于乡野人的)城市人的概念,从未存在于亚洲,就算有,也只是些萌芽罢了”(韦伯,2005:24),即便是亚洲的城市居民,也不具备类似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市民权,其城市也不具备法人的资格,城市作为君侯或高级官吏的治所,受其司法权辖制,城市居民本身对本地事务并无自律权或参与权(韦伯,2005:25-26)。

  韦伯对城市的比较研究着重于制度层面,因此,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的不同特征,并不在于手工业或商业的发达程度、技术发展程度、经济实力强弱等因素,而源自不同的社会与制度背景,并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向。例如,中世纪欧洲城市能够取得自律与自治的权利,首先在于摆脱了家族统治的束缚;其次,中世纪王权受到诸多限制,且缺乏独立的财政资源,只能依靠封建领主的供奉和效忠,政治和军事分权和分散意味着,“城市之上的大政治团体”缺乏“一个理性化的行政机构来贯彻并照顾其利益”(韦伯,2005:59),因此,市民阶层才有可能组织起来,与封建领主抗争;再次,城市内部各阶层之间能够团结为行动的团体,其联合的基础在于共同的利益,更在于共同的宗教及由其发展出来的“兄弟盟约”。

  与之相比,东方城市发展缺少这样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整体(entity)之背景。以中国为例,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城市:

  中国在相当于我们(西方)的史前时期就已经是个有大墙垣城市的国家。只有城市方有其受众人认同且祭祀的地方守护神,而诸侯主要是城市的支配者。即使是大诸侯国间的官方文书里,仍然是“贵都”或“敝邑”来指称“国家”。(韦伯,2004:29)

  不过,这种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是理性行政的产物,与注重农业生产、以内陆贸易为主等特征结合起来,造成了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局面,城市经济以消费而非生产为主,并具有长期的历史影响:

  中国城市在古代是指君侯所居之处,而直到现代仍然主要是总督或其他官府要员居停之所。在这类城市里……主要的消费来源是租(Rente)——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则是官俸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取得的收入。(韦伯,2004:43)

  与西方城市形成的机制恰成对照的是,韦伯认为,在中国城市中,“氏族纽带”未曾断绝,城市居民与其乡村的“所有重要祭典及人际关系”都维持着,新的社会关联没有建立起来,也缺乏“一个由武装的市民阶层所形成的政治性誓约团体”(韦伯,2004:44-45);在经济上,缺乏“为合股经营的自由工商组织所规制的一套稳固的、被公开承认的、形式的、并且可以信赖的法律基础”,这是由于在“城市与行会并未拥有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缘故”(韦伯,2004:52)。

  应当看到,韦伯对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具有类型学建构的意义,尤其是西方城市的研究,对于关键特征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比较全面和深刻,另一方面是在制度层次、以城市中的人(市民)及其结合方式(组织、法律等)为核心,涉及城市运行的动力学因素。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如突破氏族束缚的新社会关联的建立及宗教在其中的作用等,对于分析城市的发展而言具有创新意义。

  但是,站在东方城市的角度,这种“不是什么”的表述方式,其偏差或空洞也是相当突出的。首先,从方法上来看,韦伯的贡献在于指出了指西方所有、中国所无、足以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但是,中国城市“是什么”的问题,需要找到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其次,韦伯所引材料的代表性值得商榷,他据以研究中国城市的资料多有局限,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历史的变化不甚了了,例如,他对城墙的描述、对其作为理性行政与帝国强制的隐喻式的强调,实际上源自某种假设,即城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按照城市史的研究,直至宋元时期城墙与城市的联系都较为松散,不少城市在很长时期并无城墙,明代中叶至清朝才是中国古代城墙与城市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成一农,2007),韦伯对城墙的看法应当源自近世西方人的游历印象,并造成了其以偏概全的论断。

  韦伯有关中国城市未能形成西方城市类型的总结之中,仍有两点值得关注,一个是认为中国城市居民未能突破氏族的束缚,而始终以其乡土源头为指向,未能建立新的社会关联;一个是认为,中国城市之所以未能成为“共同体”,在于“中国的城市神不是个团体神,而只是聚落的守护神,并且往往是由城市官员的神格化而来”(韦伯,2004:45)。基于此,本文对于中国城市的研究焦点便在于:在传统中国政治性城市、理性行政的制度框架之下,城市居民是否有超越氏族束缚的交流平台与公共空间?韦伯对城市神的看法源自明清以来的城隍、土地等民间信仰形式,有很明显的局限,那么,传统中国的城市生活与宗教是否有更具典型性的关系模式?

  针对以上理论梳理与焦点问题,下文拟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洛阳伽蓝记》②的记录为核心文本,以北魏洛阳的城市生活来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性城市的运行、人际交往与社会融合,以及佛教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此回应经典城市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市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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