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性与社会性的互构:里士满社会工作的历史命题及其当代意义
来源:《学海》(南京)2019年第4期
作者:刘振 徐永祥
2020-05-22 09:08

  内容提要:国际学术界普遍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视为社会工作专业性之源。文章从主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四个维度重审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研究发现,里士满在对专业性追求的同时,又不失对社会性的要求,这构成了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两大核心命题。因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处于一种“同源”“共生”乃至“互构”的发展状态。正是二者之间的“互构”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不可替代性”,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玛丽·埃伦·里士满/社会工作/专业性/社会性/互构性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及整合行动体系构建研究”(项目号:17CSH05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号:16ZDA07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治理背景下我国社会工作行动本土化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研究”(项目号:16ZDA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振,社会工作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天津,300384;徐永祥,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上海,200237

  问题的提出

  1917年玛丽·埃伦·里士满(Mary Ellen Richmond)的划时代著作《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一书出版,自此开始了社会工作对科学性与专业性的追求,实现了从慈善工作向社会工作的转变①。当时与里士满齐名的还有美国赫尔馆(Hull House)创建人——珍·亚当斯(Jane Addams)。1889年亚当斯在英国汤因比馆学习之后,效仿其模式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著名的赫尔馆,将睦邻组织运动引入美国,开创了社区工作的先河。学界普遍将二人视为社会工作注重个人治疗和环境改善两种服务取向分歧的根源②,或言之,二者即是社会工作中专业化和社会化两条取向最初的发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是,在后续的发展中美国社会工作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逐渐呈现出“去社会变革化”的特征③,走上了个体化、微观化的发展道路。对此,曾有西方学者提出过严厉批评,称其为“背叛/堕落的天使”④。在他们看来,这种过分依靠个体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途径会使社会工作背离其帮扶弱势群体的初衷,沦为可收费的心理治疗工具。这样,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将再无意义。中国学界也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工作“去专业化”和“反专业化”的论述开始出现⑤,社会工作回归社区、回归社会的讨论也成了热点⑥。如此一来,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似乎是“非此即彼”,存在着某种“不可消弭”的张力。

  就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而言,学界更加青睐于以推动制度变革、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睦邻组织运动,大都认为睦邻组织运动更接近于社会工作帮助和服务下层民众的专业使命。但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找回社会”并非只能是回到亚当斯所开创的“社区为本”的传统立场。里士满也是大家公认的社会工作创始人,她的社会工作思想是否存在着“社会性”的元素?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二者是否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可消弭”的张力?这也是一些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并非想分清里士满和亚当斯的社会工作思想孰优孰劣,只是想通过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的探讨,化解专业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以期能给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启示。

  何为社会性:社会工作中“社会”的多重涵义

  起初社会工作是因“专业性”的缺失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后来又因“社会性”的背弃而屡遭学人诟病。何为专业性?学界早已有了深入的探讨。但何为社会性?至今依然是众说纷纭。最早有学者在追溯西方社会工作历史发展过程后,指出“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就是提醒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有着改变社会以及达致社会公义的涵义”⑦;后又有学者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启示下,强调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本体论意义,将社会工作视为一种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⑧;也有学者在社会变革的视角下理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认为自上而下的主动变革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是社会工作“社会导向”的应有之意;⑨有学者强调社会工作“社会”二字中“社会关系”的意涵,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联系,这既是社会工作的目的,也是社会工作的手段⑩;另有学者从社会理论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性,认为反思性和政治性是社会工作中“社会”之维的设定(11),回到“社会”的社会工作则需要理顺自己的社会理论基础,以理解社会工作背后“不确定的实践领域”(12)。

  综上不难看出,虽然当下社会工作研究中回归社会、重拾社会、社会转向等呼声时常发出,但不同学者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工作中的“社会”二字。笔者认为,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而应从一个全面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工作中的“社会”意涵:首先,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一种作为服务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是由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构成。其次,在认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关注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社会脉络中解释、解决案主的社会问题,亦即社会工作的经典命题——“人在情境中”。再次,在方法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推动社会结构变迁来解决社会问题。最后,在价值论层面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理解为社会工作具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团结的价值旨向和社会功能。下面,笔者将从主体论(谁来从事社会工作)、认识论(怎样看待社会问题)、方法论(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和价值论(具有何种价值功能)等四个维度对里士满社会工作思想进行审视和再思考。

  百年误解:里士满视域下的“社会工作”

  自1917年《社会诊断》一书出版,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中就展现出了对科学性和专业性的强烈追求,表现出了浓厚的病理实践取向(13)。但里士满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追求,并非意味着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放弃。或许,后人一直在误解里士满——以里士满对专业性的强烈追求将其社会工作思想中社会性的一面掩盖。

  (一)谁来从事社会工作:一种有组织、有慈善精神的志愿服务机构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很好地把握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跑者,在急速工业化的冲击下,大量人口集中到城市,贫困、失业、犯罪、通货膨胀等问题层出不穷。当时的美国,从民间到各级政府都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此时,慈善组织会社、睦邻组织运动等社会运动“由英转美”,大批的志愿性服务机构在美国产生。不论是慈善组织会社,还是睦邻组织运动,其倡导者和创立者都是教会牧师,众多其他救济协会和救助机构也都起始于教会。质言之,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基督教公益慈善密切相关(14)。

  在里士满看来,教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反贫困组织,因为它把心思放在“人”的身上,为让人们拥有适合的生活而斗争。“教会为我们提供了慈善工作的动机,它鼓舞了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者参与到慈善工作中。教会将我们带上了生命的战场,参与到众多问题抗争的运动中。如我曾经所言,若没有教会提供的慈善动机,我们一部分社会工作就无法完成”(15)。可见,教会能够为慈善和救济活动提供价值观的指引和动机的激发。而对于慈善事业功效的提升则主要是依靠慈善事业的组织化。对此,里士满曾强调,“当下人们并不认为他对邻居负有责任,而这只能由慈善组织给予弥补和替代,每个大城市都有必要具备一种组织良好的社会救济形式,以补足社会结构的改变”(16)。那么,在里士满看来何为“有组织”的慈善事业?什么样的慈善组织才是令人满意的呢?1900年里士满曾在《慈善评论》上发表《什么是慈善组织?》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她认为“慈善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但由于缺乏知识和组织,这往往是一种盲目的力量,然而,我们看到和宣告的愿景应该是一个纯洁、开明的慈善机构。这么一种慈善机构能够无限发展,能够成为一种伟大的社会力量”(17)。慈善组织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避免慈善中的欺骗与资源浪费。一个令人满意的慈善组织,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慈善精神的机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这么一种由社会力量构成的慈善组织强调合作原则、调查研究和注册登记,有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友善访问员”,从不会把精力和资源浪费在“冒牌者”身上,可以更有效地传递慈善理念和救济服务。

  (二)怎样看待社会问题:个体因素与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慈善组织会社自成立起,就认为贫穷是个人的责任,应该通过个案调查来了解穷人的致贫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帮扶。虽然,里士满也是一直坚持慈善组织会社“社会调查”和“组织间合作”的方法,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以“社会诊断”为核心的专业化慈善模式。但与慈善组织会社观念不同的是,里士满并不认同贫穷是由单一的个人因素所造成。在对慈善组织会社“个人主义”贫困观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里士满对贫穷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一方面,我们专注于个体,我们就会夸大在个体身上致贫因素的重要性,可能会过度强调个体身上那些缺乏道德精神的恶习,比如酗酒、无节制浪费、懒惰,或者无能,甚至,我们中有些人会轻率地将贫困者所有的困难都归因于酗酒或懒惰;另一方面,参与社会服务的某些人,常常会夸大那些个体之外致贫原因,在他们看来,糟糕的工作条件和不完善的法律似乎是造成贫困的所有原因。甚至,一些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说,穷人们的遭遇是源于他们自身无法掌握的社会状况……贫困的原因则在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18)在里士满看来,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决不能将贫困归因于个体的不自爱,也不能过度强调社会结构和环境因素。“贫困的事实是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寄生虫恰巧同时是一名贫困者时,我们称其为乞丐。贫困与有被救济资格完全是两回事,贫困者或许是因为环境的压力变得一无所有,而被迫去接受救济,然而一个真正的乞讨者,无论他贫穷还是富有,心里都有寄生虫的习性”(19)。社会工作者要做的则是从个人和环境两个层面进行有效干预,消除心里的寄生虫,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如何开展社会工作:微观社会治疗与宏观社会改革相结合

  如上所述,里士满认为社会问题的产生是个人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能将问题归因于任何单一因素。那么,基于如此认识论前提,社会工作实务应当如何开展呢?社会改革的热情支配着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当时的社会工作学术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以个人为对象的社会服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结构的改革也是解决社会问题、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里士满同样深有体会。在日常的个案社会工作中,里士满发现很多案例难以运用社会工作理论和技巧加以解释和解决,这些案例的失败大都可以追溯到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失或不足(20)。这引起了里士满的思考,她密切关注国家和各个城市的每一次社会改革和进步运动,逐渐成了改革和立法的推动者。在垂暮之年,里士满出版了《童婚》《婚姻与国家》等著作,将童婚等类似社会问题视为社会因素导致,倡导通过宏观结构层面的改革予以应对(21)。

  虽然,社会结构的改善一直是里士满开展社会工作的重要抓手,但里士满也并非是单一倡导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她同样认识到个案工作和社会改革二分的必要。在《零售法的改革》一文中,里士满表明了她的社会工作理念和基本立场。她将慈善组织会社关注个体的服务方法(个案社会工作)和反奴役、童工等社会改革活动比喻为“零售法”和“批售法”(22)。在里士满看来,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途径在于改善社会条件与家庭探访技巧相结合,这两者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连接的。

  (四)具有何种价值功能:调整社会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里士满把个案工作和社会改革都视为社会工作的重要手段,二者的连接点则在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在《什么是个案社会工作》一书中,里士满将个案社会工作定义为“用以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门艺术”(23)。这样,社会关系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个案工作主要用以调整微观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改革主要是用以调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而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则是里士满视域下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所在。对此,里士满曾明确指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个性,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平衡。”(24)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里士满所谓的社会环境并非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环境,而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辞典里将环境定义为‘周围事物和条件的总和’。但当我们在前面放上‘社会’二字时,很明显,很多个人和事物被排除在外,还有很多替代物被包含在内。环境不再仅是空间上的环境,它扩大到人的思想范围,扩展到维持关系的能力界限,同时也排除了所有对他的情感、精神生活没有任何实际影响的事物。”(25)可以看出,里士满将社会环境定义为社会关系的综合体。个人生活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通过一些社会行动调整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是社会工作的方法技巧,也是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更是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思想的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里士满的专业社会工作思想并非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微观社会工作,也不只是单一强调宏观取向的社会改革,而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介入对象的社会服务活动。就社会工作的主体而言,里士满强调的是由一种有组织、有慈善精神的志愿服务机构来开展社会工作;就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而言,里士满认为以贫穷为代表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个体因素与结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工作的方法而言,里士满倡导的是一种微观社会治疗与宏观社会改革相结合的实务方法;就社会工作的价值功能而言,在里士满看来,应该是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的民主团结和公平正义。可以说,不论是主体论层面、认识论层面、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论层面,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社会”的要素。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里士满对于社会工作中“社会”二字的理解,尤为强调的是“社会关系”的意涵。笔者认为,里士满的社会工作思想更多是建立在“沟通理性”基础上,形成一种关注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社会性,这也正是社会工作相较其他专业、职业的特殊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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