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X用”类副词的产生与发展
来源:《中国语文》
作者:王晓玉
2020-02-11 10:05

  摘   要:中古时期“用”经常与副词搭配使用,形成“X用”组合,在句中做状语,这一组合在译经文献中尤其常见,然而目前研究甚少。董志翘、蔡镜浩(1994)将“甚用”解释为并列式甚度副词,该解释并不确切;方一新、高列过(2012)将“甚用”等解释为程度副词,太过笼统。本文深入考察中古文献,发现“用”主要和程度副词搭配,同时也可以和时间、范围、情状等副词搭配使用,在这些组合中“用”发生了虚化,具有副词词尾的性质,这些组合也具有了成为词的资格。

  关键词:X用;副词;词尾;虚化

  作者简介:王晓玉,郑州大学文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  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古汉语虚词研究及中古汉语虚词词典编撰”(项目编号:18AYY020)的成果之一。

 

  1. 引言

  中古文献中存在“甚用”表示程度之义,使用频率比较高,特别是在译经文献中,如1:

  (1) 父王忧虑,甚用患苦,深耻邻国,恐见凌嗤。(西晋·竺法护译《太子慕魄经》卷1,3/167b)

  (2) 于彼法中,有诸比丘,夏坐三月,在于山林,坐禅行道,乞食处远,妨废行道,甚用疲劳。(南北朝·失译《撰集百缘经》卷9,4/200a)

  (3) 焰花曰:“髠头沙门非为是佛,佛道难得。”陶者闻之甚用不悦,以手捉发:“卿不信者可俱往质也。”(西晋·竺法护译《慧上菩萨问大善权经》卷2,12/162b)

  (4) 时王闻已,甚用感伤,悲叹良久,谓尊者曰:“猥以余福,幸遵前绪,去圣虽远,犹为有幸,敢忘庸鄙,绍隆法教,随其部执,具释三藏。”(唐·玄奘译,辩机撰《大唐西域记》卷3,51/2087b)

  以上4例中,“甚用”均位于谓语之前,完全可以视作表程度高之义的副词,在句中做状语,方一新、高列过(2012:154-155)曾注意到“甚用”的这一用法,并补充列举了“大用、深用、极用”,认为它们均为程度副词,然而并未深入探讨其性质、来源、发展。目前仅见董志翘、蔡镜浩(1994)将其收为词条,认为“甚用”相当于“甚”,常见于魏晋时期的佛经文献中,“常用于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之前,表程度之甚,可译为‘很’‘非常’”。此外,该书还认为“甚用”“又可单作‘用’,亦为‘很’‘非常’之义,实乃‘甚用’之缩略形式”,并引证了以下3例:

  (5) 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门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尽。”大家闻已,寻用欢喜。(南北朝·失译《撰集百缘经》卷8,4/200b)

  (6) 时诸贵姓妇女,见其如是,心憔悴,不乐于俗。(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3,4/202a)

  (7) 诸比丘尼,闻说是语,心惘然。(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3,4/202b)

  该释义中对“甚用”的解释是准确的,但对“用”的解释有失偏颇,有以下两点疑问:

  1) 在解释“用”做程度副词时,所引例证并不能很好证明该义。

  例(5)-(7)中,“用”后均为心理动词做谓语,虽然将其解释为程度副词在句法和语义上都说得通,但主流词典并未收录该释义,且这三个例句中“用”也可作其他解释,“用”本身有连词的用法,表示“因而、因此”,这一用法上古时期已经产生,《汉语大词典》所引最早例证为:

  (8) 有扈氏威侮正行,怠弃三正,天剿绝其命。(《尚书·甘誓》)

  例(6)-(8)在句式、语境上存在相似之处。句式上,“用”位于主谓之间,其中前两例的谓语是心理动词,没有宾语,后一例的谓语是一般动词,后跟宾语。语境上,“见其如是”与“心憔悴”、“闻说是语”与“心惘然”、“有扈氏威侮正行,怠弃三正”与“天剿绝其命”之间存在着隐含的因果关系。由此,同例(8)类似,例(6)和例(7)中“用”解释为“因而、因此”也全无不妥。

  例(5)中“用”出现于时间副词“寻”之后,通过检索语料库,笔者发现“寻”“用”二字经常连用,如:

  (9) 前诣佛所,寻持此缕,奉施世尊。世尊受已,即现衣破,寻用缝衣。(南北朝·失译《撰集百缘经》卷1,4/200a)

  (10) 即卖舍宅,得六十万金钱,寻用即买牛头栴檀。(南北朝·失译《撰集百缘经》卷3,4/200c)

  (11) 时梨耆弥,即送与王,寻用作食,以与夫人。夫人食已,病得除愈。(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7,4/202b)

  与例(5)不同的是,这3例中“寻用”分别修饰谓语“缝、买、作”,都不具备程度量特征,因而这3例中“用”不可能解释作“很、非常”。此外,例(10)中如果“用”是程度副词,“用”前、后的“寻、即”都为时间副词,这在句法上也不成立(“寻用”的性质,下文还会再作具体分析)。

  2) 除了“甚用”,中古以降2还出现了一些其他“X用”组合,这些组合与“甚用”结构相似、用法相同,其中X绝大多数为副词,“X用”整体在句中做状语,如下例中“深用、弥用、倍用、大用”等:

  (12) 波斯匿闻深用惊惶,即往诣佛,具白斯事。(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7,4/202b)

  (13) 既见国家别敬,弥用疚心,乃上废佛法事十有一条云,佛经诞妄言妖事隐,损国破家未闻益世,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则家国昌大李孔之教行焉。(唐·释道宣撰《广弘明集》卷25,52/2103a)

  (14) 亦令得欢喜者,出言向人必使有益,前人闻者倍用欢喜,不被骂詈来彼骂辱,是故说曰,亦令得欢喜也。(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11,4/212b)

  (15) 一心禅定,除却五欲、五盖,欲得心乐,大用精进,是故次忍辱说精进波罗蜜。(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18,25/1509b)

  这4例中“用”显然不能简单归为“甚用”的省略形式,也不能统一解释为“很、非常”,“用”在词典中的释义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几例。“深用、弥用、倍用、大用”究竟是不是词?“用”又是什么性质的语言单位?“用”的虚化渊源所自及发展演变过程又是怎样的?这正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2. “副+‘用’”的搭配及功能

  中古时期,“用”可以跟多个副词搭配,形成“X用”结构,其中“X”均为单音节副词3,程度副词超过了半数,也有少量的时间副词、范围副词、情状副词等。“X用”在句中做状语,修饰其后动词,常见于佛经的四字格句式中,中土文献中亦有用例,各类副词中可以与“用”结合的数量不同,下面分别对各类副词与“用”结合的情况加以说明。

  2.1 程度副词+“用”

  不少程度副词都可以与“用”结合,其中按程度高低又可以分为甚度、比较度、微度。

  文献所见与“用”结合的甚度副词有“甚、大、颇、深、良、极”6个,用例分别如下(“甚用”见例(1)-(4)):

  (16) 尔时,国王波斯匿夜梦见十事,王即觉悟,大用愁怖,惧畏亡国及身、妻、子。(苻秦·昙摩难提译《增一阿含经》卷51,2/125b)

  (17) 初云弘法次断鱼肉,验今意行颇用相符,其有机神变化,人莫敢竞其类者,云得此告弥深弘演云尔。(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5,50/2060a)

  (18) 其妇怀妊,月满生男,形容严妙,世之少双。父母喜庆,深用自幸,便请相师,令占吉凶。(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13,4/202b)

  (19) 姚兴闻去怅恨,乃谓道恒曰:“佛贤沙门,协道来游,欲宣遗教,缄言未吐,良用深慨。岂可以一言之咎,令万夫无导。”因勅令追之。(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卷2,50/2059b)

  (20) 尔时提婆达多患于头痛,昼夜不得眠寐,极用苦恼。(北凉·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阿毘昙毘婆沙论》卷43,28/1546c)

  “甚用、大用、颇用、深用”在古籍中使用得比较频繁,其中“颇用”更多出现于中土文献中,“良用、极用”使用频率较低,其在中土文献中的用例分别至隋朝、宋朝才出现。以上各例中,加点字在句中做状语,除“颇用”修饰一般动词外,其余均修饰心理动词或词组,它们的语义和“甚、大、颇、深、良、极”基本相同,均表甚度义,可译为“很、非常”。例(18)中“自”做状语修饰“幸”,再整体被“深用”修饰,例(19)中“良用”与“深”均做状语,语义相近,修饰“慨”,表示感慨的程度深。

  文献所见与“用”结合的比较度副词有“倍、更、弥、益”4个,用例分别如下:

  (21) 油师夫妇,见其神变,倍用欢喜,甚增敬仰,夫见是已,便语妇言:“汝所施油,当共同福受果报时,共为夫妻。”(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2,4/202c)

  (22) 养,水名也,俗以是水为沙水,故亦名之为沙城,非也。又城处水之阳,而以阴为称,更用惑焉。(《水经注·汝水》)

  (23) 世宗谓之曰:“我为尔娶郑述祖女,门阀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乐?”睿对曰:“自痛孤遗,常深膝下之慕,方从婚冠,弥用感切。”言未卒,呜咽不自胜。(《北齐书·赵郡王琛》)

  (24) 我又览历,诸天人神,所共宗奉,安住诸子,不以奇雅,益用寂然,履行定隐,无所猗着,犹如师子,开化度众,令发道意。(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1,9/263c)

  “益用、倍用、弥用”在古籍中使用比较频繁,其中“弥用”仅出现在中土文献中,“更用”使用频率很低,仅见此一例。“倍用、更用、弥用、益用”均在例句中做状语,语义与“倍、更、弥、益”基本相同,可译为“更加、越发”,其中“倍用、更用、弥用”修饰心理动词,“益用”修饰形容词。

  文献所见与“用”结合的微度副词有“差、粗”2个,用例分别如下:

  (25) 王闻是语,差用释忧,即语医言:“能尔者善。”(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2,4/202b)

  (26) 天禧四年,驸马李(遵勖)委曲奏请师号真宗特赐法智大师。至天圣五年冬,卧疾虽粗用医治,而不替说法。(宋·宗晓编《四明尊者教行录》卷7,46/1937a)

  “差用、粗用”的检索结果极少,两者在译经中均仅见此一例,“差用”至宋朝才在中土文献中出现少量用例。“差用、粗用”均在例句中做状语,其中“差用”修饰动宾结构“释忧”,“粗用”修饰一般动词“医治”,其语义和“差、粗”基本相同,均表微度义,可译作“稍微、稍稍”。

  2.2 其他副词+“用”

  其他副词中能与“用”结合的数量比较少,不像程度副词那样整齐,具体而言:时间副词有“寻”“即”,表不久以后义;范围副词有“普”“悉”“皆”,表总括义;情状副词有“渐”,表逐渐义。它们的用例分别如下4(“寻用”见上文例(5)、例(9)-(11)):

  (27) 王信狂愚,谓为审然。即用愁忧,坐起不宁,伎乐不御,服美不甘。(西晋·竺法护译《太子慕魄经》卷1,3/167b)

  (28) 行正法业,顺三宝教令不断绝;晓劝助业,勤化众生严净佛土;权方便业,普用具足一切愍智。(唐·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8,11/310b)

  (29) 见所在处,佥然护之,察所讲法,悉用欣然。(西晋·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卷8,9/263c)

  (30) 不观内态,不复狐疑,信之如一,以诸衣被及钵、震越诸供养具,皆用托之。(西晋·竺法护《生经》卷1,3/72a)

  (31) 具行十恶远离十善,是恶人辈渐用增多,日别常有一千二千乃至数千官司捕采。(隋·阇那崛多译《大法炬陀罗尼经》卷10,21/1340b)

  这一类组合在检索结果中并不多见,中土文献中尤其少用5,其中“寻用、普用”至唐朝时才在中土文献中见到用例。以上各例中“寻用”可译作“不久以后”,“即用”可译作“就、于是”,“普用、悉用、皆用”可译作“都、全”,“渐用”可译作“渐渐”,它们的语义分别和“寻、即、普、悉、皆、渐”基本相同,均在句中做状语,其中“用”不表实义。上例中“即用、悉用”修饰心理动词“忧愁、欣然”,“普用、皆用”修饰动宾结构“具足一切愍智、布见众人”“托之”,“渐用”修饰一般动词“增多”。

  总体来看,“X用”结构中的主要表义成分是副词“X”,“用”的语义比较虚,与“用”结合的副词中以程度副词居多,覆盖面也较全、较广,与其他类别的副词结合不具有规律性,使用频率也相对较低。

  3. “用”的来源及虚化

  从甲骨文字形来看,“用”是象形字,本义为桶。于省吾(2017)卷下“释用”:“‘用’字初文作,象甬(今作桶)形,左象能甬体,右象其把手。”李孝定(1982)《金文诂林读后记》卷3:“用本为甬,乃名辞,于六书为象形。”后来“用”由日常用器之桶形引申为动词,表示“施行、使用”之义。例如:

  (32) 大刑甲兵,其次斧钺,中刑刀锯,其次钻笮,薄刑鞭扑,以威民也。(《国语·鲁语上》)

  (33) 侯氏束帛、乘马傧使者,使者再拜受。(《仪礼·觐礼》)

  (34) 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之为射礼。(《礼记·投壶》)

  正如例(33)、例(34)所示,动词“用”经常处于“”句式中前一动词V1的位置,因此逐渐引申虚化,发展成为介词。“用”的这一虚化过程发生得很早,先秦时期“用”就已经“明确地具有介词身份”(马贝加,2002:2),主要用于引进动作所使用的工具,后这一用法又类推至其他相关语义范畴,其后宾语范围相应得到了扩展,“用”与宾语的语义关系也变得多样化,不仅包括具体工具,如例(35),也包括“抽象工具”,如凭借、依据、对象、原因等,用例分别如(36)-(39):

  (35) 其剑长尺有咫,练钢赤刃,之切玉如切泥焉。(《列子·汤问》)

  (36) 秦王曰:“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列子·说符》)

  (37) 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又其贾贵贱、多少赐爵,欲为吏者许之,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墨子·号令》)

  (38) 安曰:“逐麋之狗,当顾菟邪!且皇后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虽欲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时也。”(《汉书·外戚传》)

  (39) 天降威,我民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尚书·酒诰》)

  可以看出,当“用”后面引介的是抽象工具时,所引介内容的语法性质也变得复杂起来,不仅可以是名词、代词,如例(35)-(36),还可以是短语、小句等,如例(37)。在某些情况下,“用”后的引介成分可以提前,或者省略,如:

  (40) 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尚书·康王之诰》)

  (41) 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应天命。(《汉书·王莽传上》)

  (42)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为其市平,毋拘它所。(《汉书·食货志下》)

  前两例中“用”表示凭借,后一例中“用”表示依据,也有表示原因的,如前文例(8),这几例中“用”后的引介成分在前文已经提到过,分别是“乃心”“以百二十为度”“物上、中、下之贾”,省略后并不影响语义表达,因此都承前省略了。这种省略不仅使语言整齐、简洁,也使得句子的主干更加清晰,句法显得更加合理。“X用”正是在这种省略的情况下产生的,试看如以下几例:

  (43) 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广列传》)

  (44) 事不得已,俛仰放舍,遣人载出,当埋弃之。悉取太子所有衣被、璎珞、珠宝,皆用送之。(西晋·竺法护译《太子慕魄经》卷1,3/167c)

  (45) 唯听以一金盘银盘为王送食,王得此盘即用施与鸡头摩寺。(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传》卷3,50/2042c)

  (46) 夫视妇亦有五事:一者出入当敬于妇;二者饭食之,以时节与衣被;三者当给与金银珠玑;四者家中所有多少,悉用付之;五者不得于外邪畜传御。(西晋·竺法护《大六向拜经》卷1,1/16b)

  (47) 诸夫人、婇女自生念言:“我等不宜将此宝物还于宫中,若王于东方设大祀时,当用佐助。”(后秦·佛驮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5,1/1a)

  (48) 尔时摩偷罗国有一长者,初甚巨富后渐渐贫,唯有五百银钱,生心念言:“欲于佛法出家修道。若我出家之后,须汤药衣服当用买之。”(南朝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10,50/2043a)

  (49) 时梨耆弥归家问曰:“前种稻米,为获实不?欲得与王治夫人病。”儿妇答言:“家内丰多,若用作药足周一国,不齐一人也。”时梨耆弥,即送与王,寻用作食,以与夫人。夫人食已,病得除愈。(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7,4/202b)

  例(43)-(46)中,“用”后的引介成分分别当为前文提到的“李氏名败”“太子所有衣被、璎珞、珠宝”“盘”“家中所有”,因此“用”的宾语都承前省略了6,“皆、即、悉”与“用[ ]”均分别独立修饰其后动词“为、送、施与、付”,“用”后面的介引成分虽然省略了,但前文已出现过,并不影响理解。例(47)中“用”的宾语为“此宝物”,“当”“用[ ]”分别修饰其后动词“佐助”,“用”的宾语承前省略了,且“用”与“此宝物”间隔较远。例(48)中“用”的宾语为“银钱”,同样,“当”“用[ ]”分别修饰其后动词“买”,“用”与“银钱”间隔较远,且用钱买东西是常识,此处“用银钱”与“买”存在语义羡余,已没有必要同现了,这种语境下“用”的语义极容易虚化。

  前文所说的“寻用”亦是如此,例(9)中,“用”为介词,其后引介成分为“缝衣”所消耗的材料为“缕”,虽然“缕”出现的位置与“用”相隔较远,但还是承前省略了,译经文献中普遍存在着四字格句式,句式上的限制使得这种省略更为常见。例(11)中“用”后省略了“作食”所用的材料“稻米”,“稻米”出现的位置与“用”相隔更远,完整语境如例(49)所示。介词的宾语省略、前文实际宾语与后文介词相隔较远、介词宾语与其他句法成分存在语义羡余,这三种情况都为“用”虚化提供了句法和语义上的前提。类似用例在中古时期存在很多,例如:

  (50) 若持自身供养于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佛。(隋·阇那崛多译《无所有菩萨经》卷3,14/485c)

  (51) 彼闻勅令已,莫瞋谪罚我。愚凡以此势,常用自活命。(失译《大方广三戒经》卷2,11/311a)

  (52) 一切佛土、诸佛世尊所化人民……则以佛眼皆用明观一切诸法;法藏秘典圣耀所照,则以天耳遥闻诸佛所宣经法。(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卷1,14/460a)

  这些例句中“用”均存在两种解释:其一,“以此身”“以此势”“以佛眼”中“以”与其后“用”在语义上重复,均为介词,它们的宾语也是相同的,“用”的宾语发生了承前省略;其二,“用”附着于副词,已经虚化不表义了。事实上,这几例中“用”的虚化程度更进了一步,“用”及其宾语都已经完全没有出现的必要了,“用”的存在更多是为了补足其前副词“已”“常”“皆”的双音音步和所在句的句式韵律。同样的,前文例(5)中,“寻用”后修饰的是心理动词“欢喜”,此时已经很难找到“用”介引的宾语,虽然“用”也可以解释作“因此”,但这只是“用”作为介词表原因用法的语义残留,上下文所表达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用”完全可以理解为无义成分。前文例(10)中,“用”与动词“买”之间出现了时间副词“即”,如果认为此处“用”是介词,其后虽然也可以分析出一个介词宾语的空位,并根据前文补出“买”的工具为“金钱”,但在句法上是不合理的,“寻”“即”均为表时间的副词,在句中做状语,前者义为“不久”,后者意为“即、便”,不可能再在两者间插入表示工具的介宾短语做状语,也就是“用[ ]”要么不出现,要么出现在“寻即”之后。可以断定,此例中的“用”已经虚化为副词“寻”后的无义成分。

  总体而言,“用”的虚化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

  1) 动词虚化为介词。由于常出现在句式“”中前一个动词的位置,“用”由动词逐步虚化为介词;

  2) 语义泛化。“用”引介工具的用法类推至相关的抽象语义范畴,可引介凭借、依据、对象、原因等,引介内容的语法性质也更加复杂,可以是词、短语、小句等;

  3) 介词悬空。或为提高表达的简洁性,或因引介内容过于复杂,不适合出现在介词之后,“用”的宾语常常省略;

  4) 语义残留。由于“用”后的宾语常常省略、前文宾语与其后介词距离较远、宾语与其他句法成分存在语义羡余等原因,“用”的宾语不必或不能补全。此期“用”或多或少还保留着各类介词的语义,绝大多数可以作两种解释;

  5) 完全虚化。在中古双音化、译经特殊句式的推动下,“用”逐渐失去了介引作用,变成了纯粹无义的成分,依附于其前副词7。

  前三个阶段主要发生于上古时期,后两个阶段主要发生在中古时期。在第四阶段中,“用”前的副词为其完全虚化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它在有所依附的前提下,由于中古双音化趋势、译经特殊句式的限制,语义进一步完全虚化。

  4. “副+‘用’”的性质

  “用”虚化后可以与多个副词结合使用,其中以程度副词数量最多,也比较成体系。要判断“用”的性质,就需要搞清楚“用”与各个词结合、使用、虚化的具体情况。由此对“X用”结构在中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的初现时代8进行统计,如下页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X用”结构中最早出现的是“皆用”,见于中土史书类文献《史记》中,随后东汉时期出现得稍多,有“大用、已用、常用”3个。

  总体上,“X用”在译经中的首现时间比较集中,主要介于东汉至隋朝之间,而在中土文献中则跨度较大,最早是西汉,最晚至宋朝。这一趋势在表2(见下页)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就“X用”的初现时代来看,“X用”在译经与中土文献中的初现时间很有特色:两汉、三国时期,“X用”式首先在中土文献中萌芽并得以发展;两晋时期,译经中新生的“X用”式突然增多,而中土文献中仅在东晋时产生1个;东晋以后才又在中土文献中渐渐活跃起来。表2反映出了“X用”发展演化过程中所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

  表1“X用”在中土、译经文献中的虚化时代

  表2“X用”在中土、译经文献中初现时代个数对比

  1) 两汉、三国时期,高频词“皆、已、常、即”等经常与“用”搭配使用,由于介词悬空、前文宾语与介词相距较远、介词宾语与其他句法成分存在语义羡余等原因,其介词属性渐渐模糊,成为句中可有可无的成分,西汉时期“用”出现了虚化的萌芽,并率先形成了“皆用”,东汉时期“用”在中土文献中继续其虚化进程,“X用”式初步形成。

  2) 两晋时期,由于东汉末年佛经传入汉地,汉语史进入中古时期,词汇加快了向双音化发展的节奏,再加上译经中特殊句式、双音音步的要求,此时迫切需要语义较虚的字来辅助构词、成句,这一要求促使了“用”在译经中进一步虚化。因此,两晋时期新生的“X用”式在译经中突然增多,既有词汇化形成的,如“悉用、常用、寻用”,也有类推作用形成的,如“甚用、大用”,此期“X用”在译经中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中土文献9。

  3) 南北朝至宋朝,由于译经的传播范围很广,其语言现象必然会影响到中土文献,因而此期更多的“X用”在中土文献中得以类推产生,如“更用、颇用、粗用”等。而此时译经用语逐渐得以规范,译经中“X用”的能产性也随之降低。就“用”搭配的词类来看,数量最多、最成体系的组合是“程度副词+‘用’”,有半数之多,但此类组合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并未体现出语法化过程,如“倍用、益用、甚用、大用、深用”,它们在译经中出现较早,使用较多,首现时其中的“用”已经虚化,整个组合在语义和用法上与其前单音词并无差别。

  综合看来,与“用”结合的副词非常具有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

  1) 双音化作用下的语法化,“用”在介词悬空的基础上发生了语法化,并在与高频词“皆、已、常、悉、当”等的组合中虚化,形成“皆用、已用、常用、悉用、当用”等组合,这些组合与“皆、已、悉、常、当”语义、功能相同,在这一语法化过程中,双音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有一些副词,虽然经常与“用”组合使用,但并未经历最后的完全虚化过程。

  2) 类推作用,“X用”的类推作用在程度副词中表现得很明显。它首先体现在译经中,佛教重视人类道德、心灵的觉悟和进步,因此佛经中有很多训诫人们修心的内容,心理动词的运用也就非常丰富,而程度副词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修饰心理动词。东汉末年大量译经传入中土,这些译经中有着丰富的程度副词,为了满足中古双音化趋势、译经特殊句式限制,常位于副词后的“用”进一步虚化,形成“X用”式组合,这一用法类推至译经中丰富的程度副词,由此形成了一批高频稳定的双音组合,如“倍用、益用、甚用、大用、深用”等。它们在译经中的广泛使用又进而影响到中土文献,“更用、大用、颇用、粗用、普用、渐用”等在中土文献中亦有使用,如:

  (53) 吾监抚之暇,事隙之辰,颇用谭笑娱情,琴樽闲作,雅篇艳什,迭互锋起。(《陈书·文学传·陆瑜》)

  (54) 自兹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宋书·武帝纪中》)

  (55) 颜间也,父母亦察怜之,粗用满意。(宋·赵鼎臣撰《竹隐畸士集》卷14)

  从以上分析来看,通过语法化、类推作用分别形成了一部分“X用”组合,这两类组合的形成过程中,中古的双音化趋势和译经四字格句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仅凭借韵律来判定“用”的性质并不可靠,还需要断定这类组合是否具有词的性质(刘传鸿,2018:20)。如果仅从韵律角度来判断,“用”既可能是词缀,也可能是起补充音节作用的衬词,这就需要按来源的不同分别探讨“X用”的成词性。

  1) 在“用”的语法化过程中,出现在“用”前面、与“用[ ]”一起做状语修饰其后动词的,不仅仅有副词,如前文提到的助动词“当”,也有少量形容词,如“难”:

  (56)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絶险,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往来,要道通入。(《诸葛武侯文集·与兄瑾书》)

  (57) 径郑卫尉城西,魏事已久,难用取悉,推旧访新,畧究如此。(《水经注·沔水》)

  “难用”与“难以”类似,“难以”至迟在东汉末年成词(陈晨,2016:19),并沿用至今。“用”在上例中已经完全虚化,无法作为介词补出宾语,可以判定这两例中“难用”和“难以”性质相同,已经发生了词汇化。形容词做状语构成“形+‘用’”并发生词汇化的只是个例,“副+‘用’”与此情况类似,因此“皆用、悉用、寻用、即用”等也应当是词汇化的产物,“介词一旦悬空,前附就逐渐转化成后附缀,词汇化完成后则成了构词后缀”(张谊生,2015),可以断定,副词促使“用”进入了语法化的最终阶段,也是“副+‘用’”词汇化的阶段。

  2) 类推而来的“X用”:在语义、语法功能上,与“X”完全相同;在使用频率上,不少组合使用频率比较高,如“倍用、益用”等,特别是在译经文献中;在使用范围上,完全虚化的“用”主要与上文所列副词结合,但并不具备与其他单音词组合补足音步的功能。此外,这些组合的用法从译经扩散至中土文献,其使用范围也不再仅限于韵文。

  5. 小结

  “X用”是中古时期出现的一系列副词,译经中使用尤其频繁,其中“用”是一个使用范围有局限性的副词后缀。它的发展演变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中古时期,随着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和译经活动的繁盛,产生了一系列由词向词缀发展的平行虚化现象,并诞生了一些新的词缀,如“复”(动词→副词→副词词缀),再如“自”(代词→副词词缀),“用”亦是其中一员。

  “用”在先秦时期已经由动词虚化为介词,两汉时期,介词“用”的宾语常常省略,在与高频词“当,已、常、皆、寻、即、悉”等的组合中,其语义进一步虚化,“用”渐渐降格成为副词的词缀成分,至此“X用”形式初步形成。两晋时期,由于译经活动繁盛,为了满足中古双音化趋势及译经特殊句式的限制,“X用”在译经中词汇化的进程加快,同时“用”的词缀用法发生了类推,主要与程度副词等结合,形成了“倍用、益用、甚用、大用、深用”等一系列词,不仅使用频繁,范围也进一步扩展至中土文献,此期“X用”发展繁盛。

  “用”的词缀用法存在时间并不长,它随着东汉末年译经的繁盛而繁盛,隋唐时期已逐渐走向衰微,这与“用”自身的语义相关,“用”的核心语义是“使用、作用”,虽然它很早就完成了虚化,但其动词、名词、介词用法一直在汉语中保持着热度,从而排挤了“用”的词缀用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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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本充代 1995 《关于〈撰集百缘经〉的译出处代》,Jouru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vol.8:99-108。

  出本充代 1998 《Avadanasa taka 梵汉比较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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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一新 2004 《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汉语史学报》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方一新高列过 2012 《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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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佳才 2003 《谈词尾“手”的虚化》,《语言研究》第2期。

  江蓝生 2016 《超常组合与语义羡余——汉语语法化诱因新探》,《中国语文》第5期。

  李孝定 1982 《金文诂林读后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刘传鸿 2018 《中古汉语词缀考辨》,北京大学出版社。

  吕澂 1980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

  马贝加 2002 《近代汉语介词》,中华书局。

  王兴才 2010 《副词后缀“为”的形成及其类推范围》,《古汉语研究》第2期。

  吴福祥 2017 《试谈语义演变的规律》,《古汉语研究》第1期。

  杨荣祥 2004 《论汉语史上的“副词并用”》,《中国语文》第4期。

  于省吾 2017 《甲骨文字释林》,商务印书馆。

  张谊生 2015 《从介词悬空到否定副词——兼论“无以”与“难以”的共现与趋同》,《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注释

  1本文所用语料,译经源于CEBTA,中土文献源于“中国基本古籍库”和“中古汉语研究型语料库”。译经引文出处的标注格式为:时代、译者、经名、卷数、册数、页码及栏数。确定译经的译者及时代时,本文参考了吕澂(1980)和方一新、高列过(2012),据此,《太子慕魄经》的译者为西晋竺法护,《阿育王传》的译者为南朝梁僧伽婆罗;《尸迦罗越六方礼经》当为《大六向拜经》,其译者为西晋竺法护;《增一阿含经》的译者为苻秦昙摩难提。此外,依据方一新、高列过(2012:19)引日本学者出本充代(1995;1998:17-26)的研究成果:《撰集百缘经》译者未明,译出年代大约在6世纪中叶(南北朝时期);本文皆从之。

  2关于汉语史的分期,本文采用方一新(2004)的观点:以东汉为界,把西汉列为过渡期和参考期,把古代汉语分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

  3形容词“难”、情态助动词“当”也形成了“难用、当用”结构,相对于副词而言,这种只是个例。

  4谢谢匿名审稿专家纠正,高频情态助动词“当”也可与“用”结合,如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14:“积善得善行者,夫欲学道当用渐渐,如初禅所行二禅为妙,二禅所行三禅为妙,三禅所行四禅为妙,是故说、积善得善行也。”(4/212a)其中“当用”可译作“应当”,与“应”的语义、语法功能完全相同,表示“应当”之义。同“副+用”情况类似,此例中“用”亦已经虚化,此种情况仅为个例,但也在“用”的虚化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下文在阐述“用”的来源及虚化时亦将其计算在内。

  5可以与“用”搭配的副词有很多,但绝大多数用例中“用”并未完全虚化。事实上,本节示例中有的“用”也含有语义残留,如“即用”中“用”也含有原因义,“皆用”中“用”也可看作“以”,这属于“X用”词汇化的中间阶段,本小节不作具体区分,统一将其视为整体做状语,下文还会再详谈该问题。

  6例(44)(45)中,“用”后成分省略不仅仅因为前文出现过,也与句式相关,例句中“悉取”与“送”、“得”与“施与”分别是接连发生的动作,前一动词表取得义,后一动词表给予义,这在古汉语中通常使用句式“”来表达,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赐宋人。”据此,“用[ ]”在例句中并非必要,但因译经音步和句式的限制而存在,此处“用”更接近于无义成分。

  7事实上,在“用”的虚化过程中,其前的单音词都有可能与之结合,包括前文指出的情态助动词“当”,也包括个别连词,如北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1:“已经数日,粮食乏尽,饥饿迷荒,无余方计,怜爱其子,欲杀其妇,而欲自济并用活儿。”(4/202c)该例中“用”后省略介引成分“杀其妇”这件事,但由于连词主要起连接(而非修饰)作用,它与其后小句的语义关系稍弱,而“用”原本用来修饰其后动词“活”,相较副词,连词与“用”的结合更松散,“用”也就更难完全虚化。

  8统计时以“用”可以看作不表义成分为标准,个别用例中“用”尚处于语义残留阶段。

  9方一新、高列过(2012:155)在考辨《太子慕魄经》的作者和时代时已经指出,译经中“程度副词+用”的可靠用例都不早于西晋。据我们考察,不仅“程度副词+用”,译经中其他“X用”式也都不早于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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