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学视域下的修辞能力构建及其当代意义
来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作者:李克
2020-03-05 10:50

  摘   要:修辞能力是西方修辞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却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修辞能力一般被视作修辞者的一种内在属性,是修辞者为履行修辞任务必须具备的各种具体能力的总和,因而其包含的内涵较丰富。鉴于此,为提炼修辞能力的内涵,本文将基于西方修辞学发展历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尝试从修辞的定义出发厘定修辞能力。依据修辞的概念范畴可知,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是界定修辞能力的重要因素。笔者在界定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视域下修辞能力概念的基础上,归纳出修辞能力的基本概念,认为把握修辞能力的概念对促进外语能力以及国家修辞能力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修辞能力;修辞;西方修辞学;国家修辞能力

  作者简介:李克,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西方修辞学。

 

  引言

  修辞能力作为西方修辞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伴随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学理积淀。早在西方古典修辞学时期,《论言说者》(De Oratore)的作者Cicero与《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的作者Quintilian等古典修辞学家就曾直接或间接论及修辞能力,Aristotle(1954:24)关于“修辞是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劝说手段的能力”的论述明确将修辞能力与修辞概念紧密关联,为修辞能力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目前基于西方修辞学的修辞能力研究主要包括Sproule(1991/1997)、Arthos(2011)、刘亚猛(2004)、鞠玉梅(2008)、鞠玉梅和彭芳(2014)等。其中,美国传播学会(NCA)前会长Sproule在西方古典修辞学知识谱系下依托亚氏理论对修辞能力的表现形式进行的探索较具开拓性。近年来,随着修辞学与交际学的交叉发展,学界对修辞能力与交际能力的研究逐渐呈交融趋势,如Clark&Delia(1979),Harper(1979),Matreyek(1980),Dilbeck&McCroskey(2008),Campbell,Huxman&Burkholder(2015)等。此类研究的重要特点是将修辞能力视作交际能力或者将两者交替使用。另外,目前研究中,修辞能力的研究内容多涉及演说、论辩能力等。Sproule(1997)将修辞能力视作演说能力,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演说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鞠玉梅(2008)将修辞能力界定为在一定的语境中生成论题,调用多种学科知识形成理性的论辩,将论辩用最有效的顺序组织起来,并且以能被他人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劝说他人并最终导引行动的能力。该定义凸显了修辞能力的“论辩”特征。

  修辞能力虽耳熟能详,但现有研究中鲜见对修辞能力核心要素的构建。因此,本文尝试在西方修辞学理论基础上探索修辞能力的概念。修辞能力是个内涵丰富的修辞学概念,需要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梳理,同时以发展的眼光对其进行解读。所谓根本,即博大精深的古典修辞学;所谓发展,即朝多元化方向蓬勃发展的西方新修辞学。厘定修辞能力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当下意义:一方面,可促进外语能力研究,并在当下外语教学中有的放矢地提高学生的修辞能力;另一方面,可促进国家修辞能力研究,支撑国家修辞能力的构建与发展。

  一、理论渊源

  修辞能力就是运用修辞的能力,但何为修辞,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这一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因此,要追溯修辞能力的概念,最重要的是梳理“修辞”概念的演变。西方修辞学历经了从古典修辞学、中世纪修辞学、文艺复兴修辞学、18~19世纪修辞学、新修辞学到21世纪两千多年的变迁,不同的阶段对“修辞”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古希腊时期,尤以Aristotle的修辞思想具有代表性,因为他是第一位将修辞整理成系统理论的修辞学家。在古罗马时期,Cicero重点研究了修辞文体的重要性;Quintilian则进一步突显了演说在修辞中的重要性。到了中世纪,布道修辞与书信修辞是该时期最重要的学问,Augustine建议传教士应该传授、取悦并转变演说者的角色,以完成传授基督教义的目标。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的修辞学思想及演说理论等得以复苏,新的修辞学思想发展较有限,譬如Ramus仅将技巧与演说纳入修辞学,Bacon则认为修辞是将语言力量控制于理性之下的学问。18~19世纪,修辞学者多把修辞看作一门实用艺术,他们注重修辞学演说技巧,发展了修辞哲学原理,该时期的修辞学具有坚实的逻辑学与心理学基础。到了20世纪的新修辞学产生,修辞出现多样化发展趋势,被赋予多种内涵,更多关注交际、论辩、话语、象征行为等领域。

  由于“修辞”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修辞能力也就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相较而言,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阶段对修辞的研究更为深刻、更有影响力。而居于中间阶段的修辞学研究或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中世纪修辞学更多地侧重布道与写作修辞,文艺复兴时期侧重修辞的人文主义特征,其独特的内涵成为修辞学广泛传播的桎梏;或是传承了古典修辞学的精髓,如文艺复兴时期重拾西塞罗修辞思想,18、19世纪侧重雄辩术等。因此,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视域下的修辞更接地气,探索这两个时期的修辞能力对西方修辞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更明显。Sproule(1991:17)也曾论及修辞能力的主要根基在于长达2 500年的古典修辞学传统与20世纪交际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文将基于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对修辞概念的界定,探究修辞能力的内涵,并阐释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把握修辞能力的概念对促进外语能力研究以及国家修辞能力研究的重要启示意义。

  二、古典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能力

  古希腊时期,修辞实践是社会、文化与教育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有Isocrates、Socrates、Plato和Aristotle。这些修辞学家虽均未直接地、系统地论及修辞能力,但可从其对修辞的论述中略见端倪。Isocrates认为修辞教育可培养对社会事务有价值的人,他试图在抽象的修辞理论与实用的修辞技巧之间寻求一种折中的教育立场,并坚持认为修辞技巧来自于处理事务的实战经验与个人天赋的结合(Martin,2013:237)。因此,在Isocrates看来,培养修辞能力就是修辞教育的目标,即具备丰富的修辞技巧与处理事务的实战经验并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的能力。Socrates认为,如果忽略了事实,只是孤立地钻研修辞这门“说话的技艺”,是与哲学的精神不相符的;因此,最好的修辞方法是从客观世界中收集事实。依据Socrates的说法,修辞能力是依据事实对受众进行劝说的能力。Plato则认为,修辞是用话语来影响人心,不仅在法庭和公共集会场所,在私人会谈里也是如此;无论题材重不重要,修辞术只要运用得当,都是值得尊敬的。Plato创造了修辞这个术语,将他所教授的哲学与雄辩家训练年轻人在公共场合及法庭中演说的学问区分开来(Campbell,Huxman&Burkholder,2015:345)。依据Plato的说法,修辞能力即运用话语来影响受众心理的能力。

  古希腊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当属Aristotle。Aristotle将修辞五艺(修辞发明、布局谋篇、文体、记忆和演说技巧)融入其修辞学思想中,并论及了三种修辞策略(情感、修辞人格与逻辑)和三种演说场景(议政、宣德、法庭演说),逐步组构了古典修辞学的理论体系。Aristotle把修辞定义为在每一件事上发现可用的劝说手段的能力(faculty)(1954:24)。这一概念中包含的关键词有“每一件事”“发现”“劝说手段”“能力”。“每一件事”表明修辞包含的范围比较广,但是古希腊时期的修辞主要局限在公共演说领域;“发现”表明对存在的世界万物的发掘;“劝说手段”是古典修辞学的核心,贯穿于整个古典修辞学时期;“能力”的选用本身就体现了Aristotle对修辞的定义间接囊括了修辞能力的内涵,可见Aristotle从一开始就曾关注修辞能力。

  古典修辞学的另一重要阶段——古罗马修辞学整合了Isocrates和Aristotle的修辞学传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Cicero与Quintilian。Cicero的《论修辞发明》(De Inventione)从劝说角度探讨修辞,重点研究了“修辞发明”“风格”“论辩”等概念。Cicero重塑了修辞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教授修辞这门艺术可以解决所有实际社会事务。从Cicero的角度出发,修辞能力就是在包括演说在内的社会事务中运用修辞技巧劝说受众以解决公众事务的能力。Quintilian是古罗马著名的修辞学教师,也是古典修辞学时期较明确论述修辞能力的修辞学家,其著作《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nia)借助修辞五艺等理论讨论了修辞能力较强的修辞者应该具备的品质,认为就提高修辞能力来讲,写、读、说三者相互关联,不可分割。Quintilian把修辞界定为“善言的科学”,主张修辞者追求的不是说辞,而是善言,因此,Quintilian的修辞能力观旨在关注修辞者在演说、写作、阅读中运用修辞技能或善言的能力。

  可见,在古典修辞学时期,有关“修辞”及相关概念众说纷纭。结合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对修辞的解读可知,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是考察修辞能力的五个重要参数,也是修辞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Campbell,Huxman&Burkholder,2015:9)1。关于修辞情境,上述修辞学家无不提及以公共演说为主轴的公共事务,因为公共演说是古典修辞学时期最原型的修辞形式,但到古典修辞学后期,修辞情境逐步演变为公共演说与写作(Harper,1979:66)。相应地,修辞对象主要是公共演说与写作中的受众。关于修辞策略,Isocrates指出了“演说天赋与实战经验”,Socrates提及了“事实”,Quintilian论及“模仿、演说、读说写结合”等,相比而言,Aristotle关于修辞五艺及三种修辞策略的论述更系统。关于修辞目的,大多数古典修辞学家都谈及了“劝说受众”,Isocrates与Plato将其具体到“影响受众心理”,Cicero则更注重实用性,认为“解决所有社会事务”是修辞的目的。根据以上论述,古典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能力可整合为:演说者掌握修辞发明、布局谋篇、记忆、文体与演说技巧等修辞五艺,合理利用情感、修辞人格与逻辑等修辞策略在以公共演说为轴心的社会事务中劝说受众以达成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

  三、新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能力

  1.20世纪新修辞学的修辞能力

  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提法出现于Richards的修辞学思想中,其发展依赖于20世纪诸多修辞学家的大力推动。在20世纪中叶的北美大陆,以Burke为代表的新修辞运动修正了把修辞看作演说和写作附加物或添加剂的观点,认为修辞能活跃和制约人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知识与现实的产生(田海龙,2015:33)。因此,新修辞学之所以被称为“新”,主要是因为其整体思想区别于古典修辞学。“修辞”在此阶段表现出多样化形式,如Richards(1936)将其与人际交往联系起来,Perelman&Olbrechts-Tyteca(1969)与Toulmin(1958)将其体现为修辞论辩方式,Foucault(1989)将修辞与话语关联起来,Burke(1950)戏剧形式中并进而延伸至社会生活等象征行为领域。

  Richards认为,修辞学不应只关注演说与写作,其重要内涵之一是应进行哲学思考;另外,古典修辞学的劝说目标也有局限性。因此,他主张发展新修辞学,把知识作为首要出发点,并指出修辞最重要的目标是消除语言导致的交际误解,将发现不同研究领域的意义与误解的形式作为修辞教育的核心主题。因此,在Richards看来,修辞能力即在演说、写作以及社会交际中有效运用语言消除交际误解以达成有效交际的能力。同一时期的社会学家Habermas对修辞学多有涉猎,致力于发展一种社会交际理论。Habermas(1979:29)将交际能力定义为说话者运用符合客观事实的完整语句促成交际双方相互理解的能力。从新修辞学中修辞与交际的紧密关系上看,Habermas的“交际能力”实际上是一种修辞能力的表现形式。

  Toulmin与Perelman是新修辞学中论辩理论的代表。Toulmin批判了古典修辞理论的缺陷,提出了著名的实用论辩模式。进一步的研究表明,Toulmin的论辩模式与人际交往的论辩相关,实际上很多交际学者将Toulmin看作有影响力的交际理论家。Perelman&Olbrechts-Tyteca(1969)认为新修辞学理论是关于论辩的理论,论辩是运用话语策略和人类语言的自然歧义激发或增强人们对某个主张的信念。依据Toulmin与Perelman的理论,修辞能力是修辞者合理运用论辩策略或模式以证实某个论点进而促成交际的能力。

  20世纪新修辞学的领军人物当属Kenneth Burke,他对修辞学的研究较具宏观性与前瞻性,将修辞发展至无所不包的象征系统。Burke一生发展了诸多修辞学理论,如辞屏、修辞动机、五位一体戏剧理论、同一等,这些理论是Burke修辞学思想的核心,对把握其修辞能力观至关重要。Burke(1950)认为,人们的基本需要中包括修辞能力,因为它是生存的工具(equipment for living)。Burke主要关注与修辞能力紧密相关的修辞教育问题,在Burke看来,教育是修辞性的,这是因为他将教育看成一个关于人类需求和人类知识建构的象征行为的特殊领域,教育就是一场涉及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类关系的戏剧。因此,Burke视野中的修辞情境是一种象征系统。就修辞目的来讲,Burke的修辞学思想与古典修辞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旨在促成同一,后者旨在劝说。结合Burke对修辞的定义——修辞是运用象征符号按照特定的方向影响或感动受众,可将Burke的修辞能力观归纳为:修辞者运用象征系统中的象征符号劝说受众并力求达成与受众同一的能力。

  在新修辞学时期,修辞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元化,融入了交际、话语、论辩与象征系统等因素,突破了古典修辞学阶段所关注的公共演讲以及写作等领域,将修辞范围从语言层面拓展至非语言层面,甚至将其看作一个包罗社会万象的象征系统,因此,这一时期的修辞能力较为宏观:从修辞能力涉及的参数来看,修辞情境与修辞对象扩大了象征系统的范围;修辞策略中也融入了交际策略、话语策略、论辩模式等维度;修辞目的更是上升到了修辞者与受众的同一。综合以上新修辞学家关于修辞及修辞能力的观点,20世纪新修辞学的修辞能力可体现为:修辞者运用交际策略、话语策略、论辩模式等修辞策略对象征系统中的受众进行劝说并达成与受众同一的能力。

  2.21世纪修辞学的修辞能力

  西方修辞学发展至21世纪,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修辞领域更为广泛,涉及国际关系、医药健康、组织机构、体育、视觉化、社区服务等领域的修辞研究。在这一阶段,修辞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首先,修辞批评研究虽由来已久,但真正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李科、解学花,2016:34),这时期的研究更具系统性,研究成果丰硕,其中Foss(2004)、Hart&Daughton(2005)、Kuypers(2005)、Crowley&Stancliff(2008)、Campbell,Huxman&Burkholder(2015)的研究较具代表性。这些学者大都继承了古典修辞学传统,但均将旧体系加以调整以适应新的修辞情境,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修辞与交际问题。修辞能力在这一阶段首先主要体现为修辞批评能力。Foss(2004:6)把修辞批评定义为:为理解修辞过程而对象征行为和人工作品进行的系统分析与考察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Hart&Daughton(2005:22)也认为,修辞批评是为识别修辞现象的复杂性而对其进行综合有效的解读与解释的一种行为,是对社会生活本身的批评。Campbell,Huxman&Burkholder(2015:25~26)指出,作为修辞批评者,需要依据技巧、态度与修辞行为术语库来描写、解释与评价修辞行为以理解修辞行为是否成功。这个论述涉及修辞批评的主体、策略、步骤、对象与目的。在以上定义中,涉及修辞批评对象的关键词有:象征行为、人工作品、修辞现象、社会生活、修辞行为等。这些词可被划入新修辞学的范围,属于广义的修辞批评范畴,符合后现代主义修辞学将一切符号化、象征化的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在21世纪,学界开始将语言、非语言、视频、音频等象征符号囊括在修辞中,对修辞能力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人们不仅通过语言,而且还通过其他手段开展修辞行为,如手势、眼神、身势、图像、动画、动作等,且其他交际手段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样,修辞能力就逐步扩展为多元读写能力(multiliteracy)。多元读写能力这个概念最初是由多国语言学家组成的“新伦敦小组”成员提出的(Cope&Kalantzis,2000:5)。Thwaites(1999)曾提出六种主要的多元读写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归纳为两个类别:(1)社会交际能力;(2)技术读写能力(张德禄,2012:11)。一般来讲,多元读写能力既包含传统的语言读写能力,又涉及人类通过声音、动作和图像等多模态系统所进行的更有效的交际能力。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修辞能力的涵义较为宽泛,主要表现为修辞者运用批评策略、多模态的修辞策略影响受众并达成与受众同一的能力。这种能力比Burke的修辞能力观往前迈进了一步,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合20世纪与21世纪至今的修辞学发展来看,新修辞学阶段的修辞能力可概述为,修辞者运用交际策略、话语策略、论辩模式、批评策略、多模态手段等修辞策略对象征系统中的受众进行劝说并达成与受众同一的能力。

  四、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视域下整合的修辞能力

  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在界定修辞上存在很多共性,比如古典修辞学关注受众分析,而Perelman与Burke对此也有所涉猎;古典修辞学深刻阐述了情感、逻辑与修辞人格等修辞策略,而Richards、Harbermas、Perelman、Toulmin与Burke在其修辞理论中都谈及了这些策略;新修辞学中的论辩理论在Plato与Aristotle那里也有所体现。一般来讲,修辞学者习惯从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等方面界定修辞,笔者也将从这几个层面梳理古典与新修辞学视域下的修辞能力概念。就修辞者来说,古典修辞学时期主要是指演说者,至多包含写作者,而新修辞学时期的界定则比较宽泛,包括演说者、写作者、论辩者、交际者、多元读写者,甚至包括一切象征行为的参与者。就修辞对象来说,古典修辞学侧重于演说中的听众或读者,而新修辞学既包括听众与读者,也包括象征行为的参与者。就修辞情境来讲,古典修辞学侧重于公共演说,而新修辞学则将修辞情境扩大至整个象征系统。就修辞策略来讲,古典修辞学广泛采用修辞五艺与情感、修辞人格、逻辑等,而新修辞学则融入了交际策略、论辩模式、批评策略、多模态手段等多种因素,修辞五艺在该时期也得到了有效的升级。Harper(1979)分别用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组织化(organization)、范畴化(categorization)、象征化(symbolization)与实施化(operationalization)更新了修辞发明、布局谋篇、记忆、文体与演说,旨在构建一个统一的修辞能力框架。就修辞目的来讲,古典与新修辞学都将劝说受众作为其修辞目的,只不过前者的终极目的在于解决社会事务,而后者的终极目的在于达成修辞者与受众的同一。

  然而,不论是古典修辞学还是新修辞学,对修辞的定义都存在很大的任意性,一个狭义的定义可区分界限分明的语言实例,而一个广义的定义则囊括很多被狭义定义排除在外的语言实例。因此,笔者建议采取狭义与广义两种视角来界定修辞能力,以尽最大可能科学地认识修辞能力。依据修辞者、修辞对象、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修辞目的等五个参数,结合每个参数涉及的范畴,笔者认为,古典修辞学的修辞能力可概括为狭义修辞能力,即演说者或写作者运用修辞发明、布局谋篇、文体、记忆与演说技巧等修辞五艺和情感、修辞人格与逻辑等修辞策略在以公共演说为轴心的社会事务中劝说受众以达成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新修辞学的修辞能力可概括为广义修辞能力,即修辞者(演说者、写作者、交际者、论辩者、多元读写者等)运用修辞策略(范畴化、概念化、象征化、组织化、实施化等修辞五艺以及情感、逻辑、修辞人格、交际策略、论辩模式、批评策略、多模态手段等)对象征系统中的受众进行劝说并达成同一的能力。

  基于上述界定,结合修辞在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时期的不同体现形式,修辞能力在古典修辞学时期可表征为演说修辞能力,在新修辞学时期则可表征为演说修辞能力、写作修辞能力、交际能力、论辩能力、修辞批评能力、多元读写能力等。修辞能力与不同时期具体的能力形式之间有一定的重叠与交叉,要构建逻辑合理的修辞能力概念体系,需要厘清这些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不论是狭义的古典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能力,还是广义的新修辞学时期的修辞能力,修辞能力所包含的参数是相对稳定的。修辞能力是修辞者的一种内在属性,是修辞者为履行修辞任务必须具备的各种具体能力的总和,是修辞者在特定的修辞情境中采取恰当的修辞策略对修辞行为的受众进行劝说并达成同一的能力。

  五、构建修辞能力的当下意义

  1. 加强外语能力研究,提高大学生的修辞能力

  外语能力是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交际能力、思辨能力、语用能力、写作能力等方面,对外语教学中修辞能力的关注不足。厘定修辞能力的概念内涵,可为外语能力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丰富外语能力的内涵,进而为提高大学生的外语能力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另外,当前国内外语教学更多地侧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即注重听、说、读、写、译等能力。侧重单一的语言能力,势必会导致学生语言应用能力不足、修辞能力匮乏。鞠玉梅、彭芳(2014)等曾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研究表明,在过去的近20年间,外语专业学生的修辞能力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外语教育在注重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提高学生的修辞能力,逐步将其融入教学大纲中。具体来讲,首先,应当加强培养学生的演说修辞能力,这是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均关注的修辞能力。西方修辞学理论博大精深,至今影响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教育等领域。作为古典修辞学的重要阵地,演说一直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李克、王湘云,2016:84)。与传统的西方演说文化不同的是,在东方文化中,修辞演说不是主流趋势。中国的大学生大都不善演讲,而且演说的机会也少之又少,因而,非常有必要在语言教学中植入修辞学知识体系,让学生了解西方修辞学的修辞五艺和情感、修辞人格与逻辑等修辞策略以及合理的受众分析技巧,进而培养其系统的演说修辞能力。其次,应当加强培养学生的论辩能力与修辞批评能力,启发学生掌握并在演说、写作与交际中灵活运用论辩模式,不断提高学生运用语言进行论辩的能力。Mirza&Perret-Clermont(2009:1)认为,论辩能力是必须掌握的一种重要能力:作为促进课堂理解的一种工具,论辩可将自己的立场展示给他人和公众;论辩可促进对事实的开发性、批判性与获取性解读;论辩实践对处理认知冲突、质疑、矛盾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柴改英(2009)依据Toulmin的论辩模式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论辩意识与特点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学生的论辩意识不强,论辩力度与深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呼吁语言教学加强学生论辩能力的培养。与论辩能力紧密相关的是修辞批评能力,论辩理论可为修辞批评提供丰富的理解话语运作机制的工具范畴和理论基础(涂家金,2012:92)。要进行论辩,首先要理解修辞文本,进而进行批判性思考。受中国修辞教育传统影响,外语专业的学生往往倾向于“原封不动”地接受原文作者主旨,不愿进行深度的反思。笔者认为,目前在博士研究生课堂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质疑游戏”(doubting game)可推广至本科阶段,即鼓励每位学生必须对老师或同学的观点进行有理据的质疑,从而在质疑中训练学生的修辞批评能力。再次,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重点关注的写作修辞能力也应是外语教学中应当加强的重要一环。我国高校外语教学实践中,“英语写作”大都被设为专业培养方案中的重要基础课程,而在外语教学环境下英语专业学生的写作更注重语言运用等方面,而对写作的修辞者意识、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修辞目的等关注有所不足。依据本研究,在写作修辞能力的诸参数中,修辞者指的是写作者,受众指的是读者,修辞情境指的是写作的修辞行为,修辞策略一般指的是修辞五艺,而修辞目的不仅在于“劝说”,更在于“同一”。因而,写作修辞能力可理解为写作者利用修辞五艺等修辞策略在写作修辞行为中劝说读者以实现同一的能力。厘定了写作修辞能力的内涵,才能有的放矢地在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修辞者意识,即让学生意识到写作者本身就是修辞者,写作行为是一种修辞行为;培养学生的修辞情境意识,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的修辞情境(比如四六级写作、专八写作、托福写作、雅思写作、BEC写作等)调整自己的写作思路;培养学生的修辞策略意识,让学生运用合理的逻辑、证据、布局、文体等创造完整的语篇;培养学生的受众意识,引导学生在写作中始终将读者放在重要位置,从而为达成与读者的同一创造条件。

  2. 促进国家修辞能力研究,支撑国家修辞能力发展

  修辞能力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厘定修辞能力,不仅对我国外语教学有所启示,对国家修辞能力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修辞能力的发展从来就是人们生存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当然,修辞能力可上升到国家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修辞能力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立足的重要条件,是提高国家传播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处的修辞不仅指日常交际中的一般劝说,更指涉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构建与话语能力。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及地位不仅依靠硬实力,也要依赖软实力的助力。国家修辞能力即是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因此,有必要开展国家修辞能力的研究。厘清修辞能力的内涵对建构国家修辞能力至关重要,Smith&Smith(1985)、Bruner(2002)、中华新闻报(2008)、陈汝东(2011/2012)都曾对国家修辞能力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中,尤以陈汝东的研究更具代表性,他指出,“国家修辞能力是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政府官员、民众、媒体通过修辞处理国际、国内事务所表现出的能力,它包括政府领导人的国家修辞能力、外交部门的国家修辞能力、媒体的国家修辞能力和国民的国家修辞能力等”(陈汝东,2011:70~71)。依据本研究中的修辞能力的内涵,该定义中涉及修辞者——国家领导人、政府官员(尤指外交部门官员)、民众、媒体,以及修辞对象——国际、国内事务,可见该定义对这两个参数的界定较为全面,但对修辞策略仅用“修辞”两字带过,而对修辞情境、修辞目的则均未提及。首先,国家修辞能力的修辞策略比较复杂,陈汝东(2012:18)曾指出,国家修辞手段微观上包括语言手段、影像手段、体态语手段等,宏观上包括媒体修辞手段以及外交、文化、教育、体育、广告、新闻等修辞手段。修辞策略应上升到国家修辞战略,整合外交、文化、教育、体育、广告、新闻等国家层面的修辞力量从而凝结成合力。其次,国家修辞能力涉及的修辞情境一般指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面对的种种国际问题,包括紧急的危机情境、一般的国际问题等。再次,国家修辞能力的主体所要达成的修辞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及维护国家形象。由于加入了这些参数,国家修辞能力的内涵愈加丰富。

  从实践层面讲,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日益响亮,把握的话语权日益加强。从当前对中日关系以及中美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理来看,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门的官员以及媒体所展现的修辞能力让人信服,中国的国家修辞能力日益增强,在国际上树立了属于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普通民众的修辞能力尚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在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及采取的国际政策上,网民倾向于诉诸激愤的个人情绪的发泄,而不是理性的思考与修辞劝说,这使得网民的话语在数字媒体时代里达不到应有的修辞效果。因此,有必要加强民众话语的修辞性,提高民众声音的分贝,增强我国普通民众所发声音在国际上的公信力,助益中国国家形象的维护。

  综上所述,厘清修辞能力的概念,在理论上可对加强外语能力与国家修辞能力研究作有益的补充,在实践上可对提高大学生的修辞能力与支撑国家修辞能力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然,修辞能力的界定需要多因素的结合,本文仅选取了与修辞能力较为相关的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作为参考,其他如语用学、交际学等视角也可对修辞能力的界定提供有益的支持,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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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陈汝东(2004:32)认为修辞所关涉的要素包括修辞者、修辞动机、修辞目的、修辞手段、修辞方法、言语环境、修辞规律以及修辞效果。笔者认为,修辞动机与修辞目的、修辞手段与修辞方法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的重叠,而言语环境则接近于文中的“修辞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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