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摩尔:重拾民主化研究的阶级分析与历史视野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6期 
作者:释启鹏
2020-01-06 09:48

 

  作者简介:释启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在当代的民主化研究中,转型学范式及其衍生出的丰富的概念家族占据着主流学术市场,在认识论上它们强调线性发展观与二元政体论,在方法论上它们立足微观和静态的视角,着重强调行为人尤其是精英的博弈对民主化的影响。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单纯地凭借量化工具与博弈模型的“反历史”研究无助于研究者认识真相。基于《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带来的丰富的思想遗产,巴林顿·摩尔及其追随者们的学术传统为当下的民主化研究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分析维度:阶级分析的方法与比较历史的视野。在社会冲突的视角下,阶级力量对比与阶级联盟的态势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而“民主化研究的历史转向”则更加强调长时段的因果分析,关注民主化过程中的“关键片段”及不同因素在时间序列中的互动与演化。

  关 键 词:民主化研究/民主转型范式/阶级分析/比较历史分析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直至今日,民主化研究依旧是当今政治学中的“显学”,有学者对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三本顶尖国际期刊在1989年至2004年所刊发的319篇文章进行了梳理,发现涉及民主化与民主崩溃的论文在其中占据的比重达到16.3%。①在当前的民主化研究中,大样本计量统计与博弈模型在研究方法上占据了主流,并诞生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成果的丰裕却难掩认识上的贫瘠。正如巴巴拉·吉德斯(Barbara Geddes)所言:“随着新数据库的完成和共享,以及统计和建模训练的逐步完善,民主化研究方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新观点,但我对民主化的认识却改变甚少。近期研究不过证实了我们几十年前就认为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富国更容易民主化。”②这促使学界超越主流视角来分析民主化这一经典议题。有学者认为,研究政体的形成、转型与崩溃的文献可以归为三类传统,即社会力量(冲突)范式、转型学范式以及结构主义范式。③这在民主化研究中同样适用,不同的学者将民主的发生归于不同的原因:社会力量的联盟与冲突,精英的博弈,抑或是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同于后两种更为流行的研究范式,本文认为立足第一种范式,尤其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与比较历史的视野,才是分析民主形成与政体变迁的关键——即本文所呼吁的“回到摩尔”。作为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其《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下简称《起源》)中所提出的议题和方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探究国家发展的脉络中孜孜以求,与此同时,摩尔及其追随者在历史的宏阔蓝图中向人们展示出雄心勃勃的学术抱负。这种学术抱负塑造了社会科学的历史想象力,并为理解真实世界提供了深刻洞见。

  一、民主转型学的兴衰

  民主转型学曾长期作为民主化研究的主流范式而存在,其兴起与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浪潮有着莫大的联系。以1974年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为开端,“第三波”民主化席卷全球。尤其是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西方思想界沉醉在“民主和平”的幻影之中。在学术研究领域,1970年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撰写的文章《民主转型:转向一种动态模型》这一重要文献标志着“转型学”的确立④,1986年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和劳伦斯·怀特海(Laurence Whitehead)合编的四卷本著作《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更昭示着民主转型研究的系统化。时至今日,转型学研究的成果已经汗牛充栋,在国内相关文献也屡见不鲜。⑤在笔者看来,正确地理解转型学的核心逻辑及其问题必须对其特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予以深入考察。本文认为,转型学及其变种是立足于精英博弈以及阶段论的,这种“反历史”研究方法的背后所蕴含的本体论思维是二元政体观和线性发展观。

  转型学秉持行为人中心主义路径,强调特定条件下精英之间的博弈,这与1990年代之后政治学的整体转向有关。此时,学界已经逐渐厌倦了国家中心主义等宏大视角,政治学开始了微观转向。例如,胡安·林茨(Juan J.Linz)提出了如下观点:“那些作出特定选择的行为人能够增加或减少政权获得稳定性或持久性的概率。”⑥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蔓延更是为行为人中心主义的分析视角搭建了平台。由此,比较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系开始逐渐疏远,转而与经济学频繁互动。在转型学的研究者看来,精英与大众的互动决定着政体的发展走向,并根据不同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多种理想类型,虽然偶然性也会发挥作用,但在他们眼中,事件的复杂性也仅仅止于行为人的不确定性。⑦正如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ezworski)所强调的,民主化进程不是源于社会结构的外部制约,而是源于行动者进行策略调试的政策过程,它体现的是一种制度制衡。⑧即便是比较强调背景条件的学者,如斯迪芬·海格德(Stephan Haggard)与罗伯特·R.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认为,体制转型和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虽然受到经济环境和现有制度的约束,但其最终决定因素是关键参与者——现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派——的战略选择。⑨

  从学术渊源上来看,民主研究的转型学范式与1950年代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一脉相承。虽然其关注领域略有差异,但它们均认为历史是分阶段且线性演进的,现代性或民主政治是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针对转型学对民主化的概括,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将其视作具有巨大迷惑性的“次序论”:其典型的做法是,理论家将前提条件当作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然后提出接下来的三个阶段——退出、转型和巩固——是主要行动者之间互动和选择的结果;反之,逆转(例如从脆弱的民主中退出,回到新权威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下一个阶段的条件有所欠缺,而且这一点与主要政治行动者之间的民主选择和互动结合在一起。⑩基于此,有学者概括出了民主化研究的四大基本命题:第一,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存续,“民主更有可能在发达国家得以存续”;第二,政治精英在民主制度的设计和民主化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第三,民族问题和国家建设问题对民主政体的存续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第四,民主巩固能够有效应对政治衰败。(11)这些观点构成了西方比较政治学从现代化理论到民主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虽然民主化理论与转型学范式大行其道,但是它们在现实中却遭到了当头棒喝。进入21世纪,许多国家并没有像美国所期许的那样走向自由民主,而是步入了“灰色地带”,普遍存在的低质量的民主政体以及各类威权主义的兴起使民主化浪潮遇到了极大的阻碍。被视作“第四波”民主化的“颜色革命”与“阿拉伯之春”曾被一些国家极为乐观地寄予厚望,但最终迎来的却是社会的持续动荡以及政治强人的上台。更为严峻的是,极右翼势力以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美民主国家纷纷崛起。面对各类严峻挑战,有学者直言,现在到了放弃转型学的时候了。(12)

  转型学遭遇的挫败来自其本体论上固有的缺陷。从本体论上追溯,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民主化理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范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印记。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出了所谓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观念,强调社会是一个从“低等”到“高等”的线性发展历程,这与主张从“非民主”到“民主”发展的转型学说如出一辙。与基督教信仰一致,斯宾塞基本上把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等同于更高层级的命运的展开,故而许多人也继续相信社会演化(甚至加上生物演化)是某种“历史必然性”或“命运的展开”。(1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出现其实就是西方学者为长久以来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正名。转型学家对民主政体的推崇与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关于白人的论述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从种族优越论转移到了政体优越论。这种进步史观不仅使强者在蹂躏和欺负弱者时产生一种道德优越感而不是良心负担,同时它可能成为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不尊重其他群体的行为的源头。(14)

  本体论上的逻辑缺陷使转型学遇到了极大困境,然而这并没有影响该范式对当下的民主化研究所造成的影响。其一,如今民主化研究的议题依旧是在转型学的认识论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如表1所示,21世纪以来民主化研究的“概念家族”中出现了许多新成员,并对学者产生了持久的吸引力。而新技术的突飞猛进给许多老问题(如经济发展是否导致民主)再次注入了生命力,第三世界的多样化现实也为传统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但本质上,民主化研究的“概念家族”共享如下的价值预设,即把自由民主政体看作政治发展的归宿,而政体的转型、巩固抑或是崩溃以及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都是民主化洪流下的不同插曲。同时,研究方法上的精进反而使得学者不去思考本质问题,甚至俨然发展成了方法论至上主义,况且学者们广泛使用的所谓科学指数体系本身就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15)

  其二,转型学对精英的强调在新一代学者那里得到了延续。有研究认为,在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变革中,真正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的变革少之又少,即便是大众反抗也需要来自精英的协同。(16)因此,在他们看来,并非是通常认为的工人或者农民,而是对国家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政治经济精英才是决定民主化的关键力量。立足精英的博弈与互动,迈克尔·艾伯塔斯(Michael Albertus)与维克多·曼纳多(Victor Menaldo)的最新研究立足于精英的博弈与互动,该研究表明,民主从来都不是其所承诺的“民有”、“民治”、“民享”,相反,只有当统治者确保其利益不受损害时,转型才会开始。因此,在当今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其运行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模式依旧是威权时代制度设计的产物。(17)

  其三,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也带来了结构视角的“反向运动”。肇始于卡莱斯·鲍什(Caries Boix)(18)以及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等人(19)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平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虽然各自的理论预期不同,但是鲍什和阿塞莫格鲁的研究都是基于如下假设:不平等程度影响了民众的再分配的意愿以及政府的镇压成本,进而影响了民主化的成败。他们的研究开启了新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不平等与民主之间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弱(20);有学者认为,不平等虽然对民主化不会产生系统性影响,但却不利于民主巩固(21);有学者发现,即便土地不平等与民主支持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同于鲍什所描述的线性负相关,也不同于阿塞莫格鲁等人所提出的倒U型曲线(22);有学者认为,实现了平等的土地分配的独裁国家确实更有可能实现民主化,而收入不平等却更有可能促进民主化(23);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民主崩溃源于弱国家这一政治原因,而非阶级冲突这一经济原因(24),只有在强国家的情况下,不平等与民主才可能存在联系(25)。

  总体来看,转型学在当下的民主化研究中已不再具备范式意义上的主导地位,但其影响依然存在。那些秉持精英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的研究虽然开始强调阶级和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但它们几乎都只是把历史作为背景材料,用来服务于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民主的产生、流变及影响依旧知之甚少。为了实现更丰富的知识积累,研究者有必要回到民主化研究的“摩尔传统”,在宏观的阶级结构与历史进程中重新检视民主化这一经典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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