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待民主
来源:《政治思想史》2020年第1期
作者:约翰·邓恩 文 李石 译
2020-05-14 07:40

 

  作为一名研究那些在西方形成的政治观念的政治思想史学家,我对过去几个世纪中,各种政治观念是如何传播到世界的其余国家以及其含义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尤为感兴趣。也许我能做的是告诉你们一些有趣的事情,关于一个古希腊词汇的历史演变和政治意义,这个词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中走过了很长的路。这个词就是希腊文名词demokratia(民主)。(2)我们不知道它何时或为何首次进入人类语言,但我们知道它被广泛应用的第一个明确背景是公元前5世纪初的雅典城邦。当时,它被用来指称(在某种意义上也被用来描述)梭伦的改革和克里斯提尼的派系胜利之后雅典的政治安排。这两个事件的结果是(3),通过集会以及在公开场合定期的、相当频繁的共同交谈,扩大了的雅典公民群体能够决定城邦的所有法律变更,作出所有重要的政治决策,并根据他们作出的选择而相互约束。事实上,demokratia这个词有可能根本不是被发明出来用于雅典的,也不是被发明出来用于和雅典当时创造的政治安排相类似的政治安排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当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人民的政治未来都拥有某种形式上的先入为主的权威。但是,尽管这种有些封闭的起源具有某种原始的地域偶然性,但这一起源已被证明有两个非常实质性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立竿见影和相对具体的。民主制度在其后的175年间,开创了一个拥有非常成功的政治生活的特殊政治社群,并由此而培育了一种富有令人炫目的活力的文化。接下来,在一些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民主概念还被用来详尽有力地描述了这种发展;那些作品不仅催生了关于雅典政治安排之强项与弱项的、富有穿透力的批判性思考,而且在此之外还催生了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在远为更加广阔的、充满危险和机遇的世界之中,人们为了更好地生活而聚居成为政治社群时,都会面临什么样的根本性挑战。(4)

  第一个后果是第二个后果的必要条件;但正是这第二个后果,才对其后两千多年的世界产生了显著而持续的影响。在后续的两千年中,相关的历史经验自身丧失了大部分它那种在想象中激发共鸣的力量。但是,自那之后,对这种经验的批判性回应,造就了欧洲人试图剖析其政治经验的主要智识工具。其中一个工具是对如下两者的简单对比:一方面是自治的政治社群内组织权威和强制力资格的三种方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每种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缺点;另一方面是第四种组合方式,即混合政府或宪制,它以某种方式结合了前三种方式的大部分优点,同时也避免了它们的大部分弱点。(5)

  雅典人的经历在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无争议性的后果,就体现在政治词汇的历史之中。而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治重要性。政治术语是出于政治理由而被选择的,也主要被用于政治目的。澄清(clarification)极少是政治上的首要目标,因此,如下这一点乍看上去很奇怪:让民主穿越历史并以一种冲向终点的动力环游世界的原因,是它在组织批判性思维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然而,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这一非凡的旅程成为可能。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正是demokratia进入原始希腊语以外其他语言的途径。这实际上是通过拉丁语,罗马人的语言;但它并不是通过罗马共和国的拉丁语,也不是通过随后的罗马帝国的拉丁语而进入的,而是通过整整一千年之后的拉丁语。当时,拉丁语已经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受教育的通用语。这是通过翻译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来实现的,我们现在将这部著作称为“政治学”。(6)起初,在新的环境中,“民主”一词的传播相当慢,主要是在大学或宗教机构中的知识阶层中传播。只是在几个世纪之后,它才在直接冲突的语境下进入公共政治话语,随后主要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政治不赞成的表达。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它才真正作为对政治效忠或政治认同的关注破土而出。(7)这种类似冰川形成的、缓慢的转变进展并不难解释,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对这一术语的反思性判断的压倒性结论都是:对于任何政治社群来说,民主都是一种危险和分裂的体制。民主只有在相当小的范围内加以采用时,才是一种有效的政权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持续的时间很可能会非常短,在历史上曾经持续时是极为不稳定的,在当前推行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只有在一个精心平衡的混合政府结构内,并巧妙地被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制衡所抵消,它才有希望对选择它的社群作出利大于弊的贡献。

  两个世纪之后,美国作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臭名昭著的《历史的终结》(8)一书中,宣告了一种更加引人注目的转变。他宣称说,(一种毫无疑问是美国式的)民主不仅是一种具有潜在稳定性的、合法的和有效的政治秩序,而且是经过人类漫长的政治反思之历史后唯一存留下来的备选政治秩序。近来,福山本人也不再重申这一论断了,而且,我们总是有明显的理由怀疑这一论断的有效性。但是,曾有人在完全公共的场合为这一命题的有效性进行辩护,这一事实仍然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要想理解这样一个草率的判断何以曾经看起来是合理的,你需要认识到,民主这个词在进行智识上的澄清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显著地从它在实践性的合法化工作中的角色里分离出来了。这种巨大的错位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到福山出版其著作时,“民主”一词已经在世界各个地方积累了巨大的潜力。为了在这种潜力面前恢复哪怕是表面上的清晰,就有必要在这一单一序列中对民主的三种不同呈现方式进行严格的区分。“民主”的第一种呈现方式是一个单纯的词汇,同时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是对其现在所触及的世界各地不可计数的语言中的这个词汇的翻译或转译。第二种不那么简单的呈现方式,是它在上述漫长旅途中所唤起的广泛思想。第三种呈现方式有着令人畏惧的不透明性,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不具有充分的、可靠的含义: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权和机构都选择将“民主”吹捧为对自己的一种描述,甚至是一种专有名称。

  选择将民主作为一种自我称谓,显然是出于对民主之合法性潜力的赞扬。而这就引出了那种潜力的来源问题。但是,民主在历史上的盛衰更迭也表明,与任何描述性上的可信度相比,它更能反映的是一个政权感到自己需要合法化证明。(9)

  将民主重新带回积极的政治用途的,是对如下做法的需要:当政府权威在反复失败的重压下崩溃后,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将这种权威重新建立起来。这种重建必定不可能是一项毫无争议的任务,而且这种尝试往往是失败的。这一系列事件的共同点,是试图将代表方面的可信度与有效治理的权力结合起来。其首要任务就是要求由此产生的政府约束其领土上各不相同的社群服从和支持政府,并反过来使政府承认自己有责任为这些社群提供其前任未能提供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这从来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甚至经常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新政权很少被证明能够持久。

  将社群与政府联系起来的主要途径,是一个在社群中进行明显不受约束而自发的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以选择最信任的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向新产生的政府提出建议和警告,控制其改变法律的方式,并衡量他们愿意为这一政府提供何种程度和形式的支持。由此产生的社群和政府之间的谈判进程,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北美的英属殖民地有持续时间不同的先例,但在许多情形下,这些先例距离我们今天的现实越来越遥远。在大多数情况下,如下问题没有明确而无争议的答案:在某个特定社群中,谁有资格或者有能力去替该社群作出判断,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他们的判断来约束这个社群?在分配选举权方面,平等的要求最初并不足以与等级、财富或权力分庭抗礼。直到不久之前,平等的要求才打破了性别或由来已久的习俗的约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但在“如何确定适合投票的年龄”这一问题上,目前仍然没有清晰且富有说服力的答案。

  更重要而且完全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恢复地域分散的社群与统治中心之间牢固联系的一整套方法,对于减轻或简化下述任务来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更好地治理,并且基于能够合理地被视为共同利益的目的而进行治理。将这个冗长而时时令人沮丧的故事非常简短地说一下就是,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人们未能找到对下述问题的权威性解决方案:对代表性的证成、对完整公民身份的政治边界的确定,以及确保政府将有效治理的能力与基于在国内被广泛视为人们共享的利益而去治理的决心结合起来。尽管这种成功非常有限,而且它不断带来困惑不安,但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贴上民主标签的政权越来越容易地战胜了君主制或贵族制的竞争对手,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民主的选举程序尽管非常脆弱,但仍然提供了一种在直观上比人们至今所想到的其他制度更可信的方式,来授权给一个特定的政府。

  这一结果是权力的后果。事实上,现在民主本身就是权力,尤其是因为它没有也无法在形式上有任何明确的含义。“民主”这个词现在所引发的观念的范围变得非常广泛,而且,它所唤起的观念的范围可能会更加广泛。因此,“民主”就是一个(用汉语来说)远远无法“正名”的词汇。(10)故将其作为特定制度安排的名称或头衔,所带来的理性力量越来越少;即使在政治斗争这个激情通常远胜于理性的领域里,它所起到的作用也绝对是表达情绪多于实质影响。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用民主来描述国家的治理过程,许诺了它在原则上就无法提供的东西。雅典公民在通过投票使大会作出决定时,可以合理地将这一决定视为自己意愿的直接表达,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作出那种决定时能够而且经常亲自出席去表达和推行自己的意愿。每一个现代国家都要求其所有公民疏远对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意志,以便国家能够以他们的名义进行协调一致的治理,并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和日益期望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产品。(11)这种疏远是为效率付出的代价(是实现效率的先决条件),尽管效率无疑是从来没有彻底实现,且完全无法识别确定的。

  因此,今天援引民主来认可任何政治结构或政治结果,必然更多地是为了煽动听众,而不能澄清任何事情。那些最强调民主的规范性力量的人,当他们鼓吹民主的优点时,倾向于以自由主义民主的形式为民主辩护:通过自由作出的、不受限制的选择而对政府进行的授权,与法治以及一系列得到有效保障的个人权利混在了一起。这种三合一结构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很容易与另外一个或两个部分产生对立。而将选举授权作为确保或防止任何明确的政府决策的机制,在实践中显得笨手笨脚,结果使得民主在合法性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变化无常。总体来看,古希腊政治思想所达到的清晰程度,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所力有不逮的。当然,希腊思想家不需要面对现代国家概念所引发的争议;但是,与他们新近的大多数后继者相比,他们也能够更容易地认识到如下两者之间的分歧:一方面是人们对于人类价值(善、正当、正义、幸福)的某种确定理解;另一方面是所有政治过程都会带来的变化不定的后果。(12)根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经典分析,在任何社群中,想要去实现正义或正当之事,都需要权力、认识到正当之事的能力以及实现正当之事的坚定志向之间精确而持久的结合。这反过来又要求社群完全隔绝外部的所有那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污染的影响;要求一个能成功地致力于让那些能够获得能力的人充分达成其能力的教育项目;还要求一个完全投入于保证那些人能反过来为了那些目标而全面控制社群的统治阶层。毫无疑问,作为一项政治项目来看,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类似于梦幻,甚至是噩梦。柏拉图自己都未必是将其作为政治项目来看的,但他确实相信,他的分析是对如下看法的清晰解释:从长远来说,社群内任何特定群体的不受约束的选择,对于取得好的或公正的结果来说都是非常不可靠的;同时,将选择分散到许多人身上,也并不比把它交给一个人必然会更有保障达到这个目的。(13)古代世界的政治思想中那些不那么僵化的、更具有归纳性质的因素,无疑为政治机制提供了更为详细的阐释,但它们远未能够穿透作为一个范畴的民主在现代政治言论和政治组织中所散布的迷雾。

  最近,这样的迷雾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被授予权威,而这又是由于它们对那些它们承认为公民的人所提出的要求是非常极端的,由于现在活着的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有自己的国家来保证他们能过上协调一致的生活的框架,而现有国家愿意或能够提供这种框架的程度总是有限的。因此,对授权的需求总是远远超过其有效供给。民主在当代政治争论中的凸显表明了这一供给的短缺;但这同样也表明,试图证明民主的正当性是前景黯淡的。民主所吁求的,是能够最好地完成这种正当性证明的那种备选方案——受治的所有公民的充分同意。但是,毫无疑问,只有在这种一致同意已经明显缺席的情况下,民主才需要提出这种吁求。这就产生了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意识形态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现任政府实际上有义务将他们所管理的人分成两种:恰当地持续提供同意的好公民,以及出于无论何种原因而坚决拒绝同意的坏公民。这一空间显然可以(而且正在)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所具有的优良品质所填补;而这一品质反过来又直接而持续地改变着同意和异议的分布。对于这一动态,在其外部并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有利观测点。这种令人不安的相对主义式僵局的一个结果是,不管每个国家选择将何种优点归之于自身,它们都把国家的合法性解释为了对权力的实际占有。然而,在对授权的供给出现短缺的地方,这种做法既是静态的,在政治上也是没有帮助的。合法性的关键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其动态——它在长时段来看是如何成功或失败的,以及它为什么会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成功。对此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对当前情态的观察,而是必须同样提出关于未来的看法。所有的合法性在面向未来时都是存在风险的。

  “民主”一词(或它在所有其他语言中被认为是同义的词汇)是当前最有力的、传播最广的对已有政府之合法性所提出的要求;但其在描述上的可信度与任何公民群体目前的经验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偏差,使得它在亟须合法性的地方所能起到的相关作用极其有限(倘若它还能起到任何作用的话)。“民主”之雾随着这一概念的突出地位和愈发增长的模糊性而扩散开来,这是民主在地域范围上的延伸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在经历了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对政府合法性进行证成的需求在世界上大多数较富裕国家以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中急剧上升。这种需求加剧了几乎所有地方的社会和经济对立,在大量国家里摧毁了政府在实现大多数公民之利益方面的有效性的可信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面对长期的经济危机,欧洲和北美也曾发生过这种情况(14);现在有明显而普遍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再次发生。

  所有这些都不应该令人惊讶,尽管许多国家的合法性的急剧下降已经是既让人震惊又让人警醒。这些表明了民主的什么情况?它今天又该如何与其两个古老的竞争对手争夺政治权威?在我看来,这些情况并没有向我们展现任何新东西,即使有的话也很少。通过自由选举而不断复制自身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模式,最近在诸多情景下正失去其原有的可信性,这并不是因为新近发现的潜藏于其内部的政治属性,而是由于国家边界内经济的持续衰败、人口跨境流动的压力,以及全球市场中无情的不平等动力关系。(15)今天,政府管理一国之经济的挑战,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不是一个有明确解决办法的智识问题,而是一场很大程度上处于黑暗之中的斗争,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量不确定的危害:缓解危害的扩散。在有些国家(考虑到其所面对的挑战的规模,中国是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某段时间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又因政府目标的连续性而成为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为处理经济问题而建立的世界)中,代议制民主很难在政府目标上保持相对的连续性,而且,在一个国家中有过大比例人口遭遇持续的经济失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在过去一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是因为它们有一段时间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这种方法确实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而且,这些国家认识到了是什么使其能够做得足够好,从而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一国人民所共有的生活的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方面去政治化。在这些令人高兴的情况下,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挑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具有已知解决方案的智识问题,并由最恰当的政治竞争者按照该解决方案所确定的条件予以应对。将这种结果归因于民主的认知价值(epistemic merits)是极其错误的(认知价值指的是其被认为拥有的认识和服从于关于世界的真理的能力)。(16)古希腊的三种政治权威模式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认知价值,尽管这些模式都允许在一段时间内权威、权力和足够精确的领悟之间的偶然联盟,从而允许一个政府基于他们所管理的大多数人可信地共同享有的利益而有效地进行管理。民主的有力主张是,只有民主才能让那些政府声称使之受益的人去判断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样做既有坏处也有好处,而且这两方面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

  (1)本文为作者2019年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论坛”上的发言。

  (2)在《让人民自由》一书中,我试图说明,如果不从认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出发,就找不到一种明确的、稳定的方式来确定民主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参见John 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2nd e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有关接下来的两千五百年里,历史上各种相互关联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追踪,参见John Dunn ed.,Democracy: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对雅典民主实践的最好的研究仍然是Mogens Herman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s,Principles and Ideology,Oxford:Blackwell,1991。

  (3)参见Simon Hornblower,“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Greece,”in Dunn ed.,Democracy:The Unfinished Journey 508 BC to AD 1993,pp.116;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Structures,Principles and Ideology。

  (4)参见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pp.136。

  (5)参见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pp.2436。在古代世界,混合政体优越性的主要主张来自希腊流亡者波利比乌斯。参见F.W.Walbank,Polybiu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Kurt von Fritz,The Mixed Constitution in Antiquity,New York:University of Columbia Press,1954;Craig B.Champion,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s Histo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6)参见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pp.3536。

  (7)参见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pp.3639。

  (8)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Hamish Hamilton,1992.

  (9)参见John Dunn,Breaking Democracy’s Spel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

  (10)关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将欧洲与中国的非常不同的探询方式加以对比的大胆而另类的尝试,参见J.G.A.Pocock,“Time,Institutions and Action:An Essay on Tradition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in Pocock,Politics,Language and Time,London:Methuen,1971,pp.233272。判断它是否准确考量了孔子以及由孔子而始的极其复杂的传统,这需要留给中国学者去做。

  (11)对于记录这一对比之程度和意义的坚持不懈的尝试,参见M.H.Hansen,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and Its Importance for Modern Democracy,Copenhagen: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2005;M.H.Hansen,Reflections on Aristotle’s Politics,Copenhagen:Museum Tusculanum Press,2013;M.H.Hansen,Political Obligation in Ancient Greece and in the Modern World,Copenhagen: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2015。

  (12)可比较John Dunn,The Cunning of Unreason:Making Sense of Politics,London:Harper Collins,2000。

  (13)出于同样的理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用这种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是有启发性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Leviathan,Noel Malcolm ed.,3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2012)写于对君主制的推崇处于高峰的时期,当然推崇君主制,而不是贵族制或民主制。但是,他在其伟大作品中坚持的是,任何一个政府的合法性都具有完全一样的特性。

  (14)尤其参见Mark Mazower,Dark Continent: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London:Penguin,1999。

  (15)参见Dunn,Setting the People Free,pp.163183。

  (16)对比Hélène Landemore,Democratic Reason:Politics,Collective Intelligence,and the Rule of the Man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使用 “扫一扫” 即可将网页分享到我的朋友圈。

分享
512838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