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传播媒介与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

2017-06-14 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徐燕斌

  在古代社会,是否能够及时下达朝廷意向、保证政令畅通,直接关系到中央集权体制的效能,关系到能否自上而下把握住国家的统治命脉。在中国历史的政治实践中,多数王朝都注重借助于各种法律传播媒介,将抽象的法律条文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诠释为日用之常,达到有效控制社会的目的,因此,各种法律传播媒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

  媒介具有时间与空间双重属性。加拿大传播学者罗德·伊尼斯认为,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结构关系——要么偏重时间,要么偏重空间。那些轻巧而便于运输的媒介更加适合在空间中进行横向传播,称为“空间偏向型媒介”,它们与跨地域的扩张和控制联系在一起;而有些则笨重耐久,更适合在时间中做纵向传播,称为“时间偏向型媒介”,这些媒介相对偏爱关系群体、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传统的权威。与之对应,在中国古代法律传播活动中,传播媒介既有时间偏向型的,如铭金、刻石与粉壁等;也有空间偏向型的,如扁书、露布与榜文等。不同时期的王朝,对于两种类型媒介选择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两类传播媒介并不是前后因袭、彼此取代的关系,多数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根据现实需要综合运用不同的媒介为其统治秩序服务。

  一

  空间偏向型媒介功用在于建立权力的跨区域统治。一般而论,在多数古代中国王朝的疆界内,存在一种大体上不因区域、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状况等变量变化的权力统治模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大概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共识,它客观上需要一种在王朝疆域内被普遍遵从的法律体系——其具体文本被制定后,在国家权力的作用下逐级向外扩散,直至覆盖至帝国边陲,最终实现中央法令在整个王朝空间内跨区域地完整复制与运行。但在权力运作的实际层面,中央王朝的统御能力往往是随着物理距离的增加而渐次弱化的,这意味着唯有对远距离控制进行强化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的集中而有效的跨区域统治。因此,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秩序,法律传播的首要需求是突破空间阻碍,向广为散布的国家人口传递一致的法律信息,使法律被民众广为知晓。而流行在古代世界的扁书、榜文等具有轻巧、易于誊抄的特质,特别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这种特质体现得尤为充分,因而也更加适合在空间中进行横向传播与大规模复制,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套以媒介为中心的法律传播网络,使得权力的控制在古代社会可以超越地理空间的局限,促成权力运作范式的全国流通和跨区域共存,将权力运行的中央范式重现在所有区域性结构中。于是,社会关系被从地方性场景中抽离出来,与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关系交织在一起。大量在物理上处于分离状态的地区就被宏观结构行之有效地整合为统一的整体,保证了中央权力通行无阻地施行于王朝所有疆域。

  王权统治者在掌控了空间之后,对广袤的国土进行控制必然需要传统权威的支持,于是法律传播对时间的关注就应运而生。尽管时间偏向型媒介如金属礼器、粉壁与刻石等不便于移动,但其介质坚固耐久,可以抵御漫长岁月的侵蚀,因此传播诉求的重点将不再是对法律信息的横向传递与跨地域的信息拓展,而意在纵向地生成、维系某种传统和创造共享的文化价值。从理论上说,法律等政令信息传播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空间上信息的复制与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社会秩序。从早期的法律传播来看,殷周时期就已有了以金属礼器为媒介的成文法律的公布与传播,但真正大规模“铸刑鼎”运动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确是无疑,这个时期正是中国走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期,法律传播的偏向与这种新型统治模式的确立具有某种关联性。伊尼斯曾在《传播的偏向》中论及媒介的作用时说:“一种媒介在长期使用后,可能决定它传播知识的特征……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当然,春秋战国时期方兴未艾的“铸刑鼎”运动曾广泛地将金属礼器作为法律传播的媒介并未导致新文明的产生,但它却迎来了一个中国政治模式的重大转型,从此以后一种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治形态成为中国王朝政治的主流。这些大型金属礼器媒介往往笨重不容易生产、运输,使用成本也较高,但这些礼器因与上古圣人的传统相关,从而具有某种神圣性。就材质而言,它们耐久,能抵御时间的侵蚀,与法律自身的持久性与稳定性的内在秉性相契合,将法律铭刻其上体现了法律的传统权威,突出社会的黏合力与谨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这种做法为殷周以后的多数王朝所继承,统治者一般将那些需要长时间流传的、体现王朝根本利益与价值的法令通过时间偏向型媒介如铭金、刻石等形式进行传播。在权力结构的关系中,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有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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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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