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发展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水平

2017-09-15 08: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春海 赵璐

  作为传播学分支领域的发展传播学主要围绕大众传媒如何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展开研究。目前发展传播学有何新发展?其理论与实践研究又有哪些不足?带着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学者。

  研究范式不断更新

  伴随社会以及传媒技术的进步,发展传播学不断转型发展,先后出现了主导范式、依附理论、参与式、全球化范式、多元范式等研究范式。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处于一种被解构的状态。90年代以后,随着新媒体不断涌现,发展传播学研究讨论的焦点开始集中于新媒体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说。

  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韩鸿表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联合国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根据自身发展理念,提出了各自的发展传播口号:“促进发展的传播”与“促进社会变革的传播”。这两个口号成为21世纪发展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两大基本脉络。

  韩鸿表示,这两个口号均关心文化传统,尊重地方知识以及决策者、专家和社区之间的对话。前者更注重操作化与工具性,较为关注社会营销、社会动员、娱乐教育等操作层面的策略;后者从更宏观的层面来关注传播如何促进社会变革。“目前,由于资助方和发展理念的关系,国际上小微的发展传播项目较多。”

  多元范式日渐主流化

  发展传播学发展至今,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不足。

  在胡翼青看来,目前发展传播学研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与预设;拂之不去的媒介中心主义观念。“西方是否就是各国发展的榜样?媒介是否能够完美地扮演现代化的推进器?这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胡翼青说。

  韩鸿称,在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中,以参与式传播理论为核心、融合各种传播策略的多元范式日渐主流化,但仍有不少质疑之声。首先,“参与”的实质是在多方倾听中求得决策的公正与科学。但在决定谁来参与、如何参与、多大程度上参与等问题上,项目的受益者仍然受制于项目决策者与推动者。其次,参与式传播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改变来解释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实践过程可能会遭遇阻力。再次,在实施过程中,“参与”缺乏一套有效的操作细则,加之过程成本较高,对于大规模、全国性的发展项目来说效益受限。此外,参与式传播对大众媒体的忽视也并不明智,因为对于娱乐、教育、社会营销等成功的发展传播策略而言,大众传媒仍是最有效的载体。

  突破传统的现代化框架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异平认为,从目前的国内现状来看,媒体的发展传播实践比较繁盛,而学界仍然缺乏对发展传播学的系统研究。发展传播学要求的引导社会接受新的发展理念、消除发展障碍方面的传播范式和内容,与媒体的发展传播实践存在距离。在学术界,这些年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仅限于零散的推介性介绍,探索传媒如何引导和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

  胡翼青肯定了中国学界对发展传播学的贡献和价值,同时也表示中国本土化研究缺乏自我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本土化研究不仅过于强调媒介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甚至有媒介决定论的嫌疑),而且充斥着东部西部、城市乡村、先进落后的机械二元划分。这种在理念层面的抄袭西方和在经验层面的本土取材,是中国发展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亟须反思的问题。

  韩鸿认为,目前我国的发展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诸多不足。从理论研究看,发展传播学仍然固守传统的现代化框架,局限在以大众传媒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内容、以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为基本路径的框架内,缺乏对如何加强横向传播和互动的考虑。“发展传播学是以社会变迁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其特点之一就在于研究与实践不可分。”韩鸿说。

  记者 张春海 实习记者 赵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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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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