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议题与新观点

2017-12-21 13: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海龙 束开荣

  2017年传播研究的新议题和新观点的遴选主要依据三个标准。一是过去一年发表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重要期刊、学报、文集上的立论新颖、富有想象力的“新”话题;二是研究者以“新”视角研究“旧”话题,这些“新”视角的价值在于为中国传播研究提供反思;三是一些文章就传播研究的“老”话题提出“新”观点,让经典研究传统焕发活力。当然,对于“新”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得不有所取舍。这里暂总结为三个主题,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和批评。

  传播研究的新议题:元传播与媒介考古学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即“关于传播的传播”,是20世纪50年代格雷格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提出的概念,最初用来描述动物在嬉戏行为中对相似的信号(攻击还是玩耍)的识别。它是美国西海岸的帕洛阿尔托小组在传播数学理论、控制论等理论氛围的影响下对传播行为的抽象化。近年来,由于华人学者潘忠党的引介,该理论逐渐被中国大陆学者重新发现。潘忠党自己将此概念用于分析、阐释新传媒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变迁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性依据。王金礼在《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中,从传播的认识论、信息的多层级结构、作为研究工具三个方面,对“元传播”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基于讯息的多层级结构,元传播为理解、解释人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思考路径,也拓展了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刘涛提出的“元框架”(meta-frame)可以看成是贝特森元传播概念在框架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贝特森的元传播概念从哲学层面探讨了传播行为的深层社会结构,而潘忠党的元传播概念力图为实践寻找规范与价值的依据。尽管二者旨归不同,但都力图将传播表象与更宏大的社会图景勾连起来,重新定位传播的价值。

  近年来,随着媒介技术成为传播研究的焦点,继麦克卢汉和媒介环境学的引介之后,德布雷和德国媒介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理论陆续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后者在英语世界名气更大。张昱辰在2014年、2016年就介绍过基特勒的理论。今年不仅基特勒的名作《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翻译出版,而且《传播研究与实践》第7卷第2期还刊载一组基特勒的媒介理论专题。唐士哲通过梳理基特勒在各个研究阶段的著作,认为基特勒对媒介的考古重新定义了媒介,超越了特定文本的诠释意涵、产业结构或者受众社会经验,把传播的物质性意涵视为思想、生活实践的思考起点。林思平基于基特勒对电脑科技的相关论述,关注“电脑出现以后,这个‘运算机器’与人的关系,展现在一连串的主控性失手中,人类面临失控的伦理困境”。黄顺星认为,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与基特勒的“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这看似相同的论断中存在着思考路径的根本差异。

  与此相关,德布雷、基特勒等人的观点经常会被贴上“技术决定论”的标签,但我们对于技术决定论本身却缺乏反思。胡翼青认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所遭受的“污名化”标签主要来自于业界、政界以及智库式学者的“媒介乌托邦”思想,对前者的误读遮蔽了它对传播思想史的启发,传播思想史研究为了规避“技术决定论”的指责,也限制了自身的想象力。

  从传播与劳动的关系出发,2017年有几位学者依此视角考察互联网技术图景下受众/网民的参与过程所涉及的意义阐释、文化抗争实践及其劳动剥削等问题。吴鼎铭主要以逻辑思辨的方式,认为网络“受众”的传播行为存在被数字资本劳动化及劳动剥削的可能,试图通过“受众商品”到“数字劳动”的转变来扭转受众研究的理论视角。同期发表在《现代传播》上的另外一篇论文,作者林颖将参与的受众视为推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情感劳动者”,认为网民情感被商品化、劳动化的过程,使得虚拟空间的互动交往受制于商业法则。此外,张斌对“中国字幕组”的研究发现,以无名联合、跨域流动、弹性自愿、免费劳动、协同共享为核心的字幕组文化与劳动,体现了网络时代数字劳动的工作特点与劳动性质,从而诞生另类的社会主义青年文化。三位学者将中国网民视为网络“数字劳工”的研究,为传播学界从政治经济学、亚文化等视角研究互联网用户的“劳工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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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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