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

2018-10-15 21:59 来源:中国新闻史学会 作者:方汉奇

  编者按——

  10月14日,“百年中国新闻教育:传承与发展”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联合举办。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近200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百年中国新闻教育:传承与发展”的会议主题进行深入研讨。主旨论坛环节,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先生发表题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的主题演讲。

  方汉奇先生说,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研究会有这些优秀传统:第一,所有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都有高度的反帝爱国的思想,都有以振兴中华为已任的时代责任感,都积极地参与当时的救亡运动、文化进步运动和政治活动;第二,紧密地和国际接轨,有比较广的学术上的探讨;第三,紧密联系新闻事业的实际;第四,向社会看。经方先生同意,特刊发发言全文如下。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历史贡献及当代意义

  ——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创办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主持人,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今天这个会,主要纪念两个周年,一个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100周年,一个是这个研究会恢复成立的10周年。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新闻学刚刚被引进中国,和新闻事业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创办起来的,曾经为中国新闻学的发展、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它活动的那个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相对比较发展的一段时期,就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四前后的大量报刊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建党初期大量党的报刊是那个时期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办的民营报刊,那个时期也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当时的活动,对中国的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个研究会当年只活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影响很大,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开端,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期间,还出版了中国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份新闻专业期刊。而且这个新闻学会是和毛泽东、高君宇这样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当年办过两个班,毕业了几十个会员,其中包括很多历史上有影响的著名人士。老的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我有幸见过四个半。一个是杨晦,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我1953年从上海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教新闻史,认识了他,但不知道他是新闻学会的会员,只知道他是搞文艺理论的。但是每次系里开会跟他谈新闻学的事,他都非常知根知底,我就纳闷了,我说你怎么对新闻学那么了解,他说我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呀,我说名单里面没你啊。他说他当年不叫杨晦,叫杨兴栋,我一查名单,果然有个杨兴栋,才知道眼前的这位系主任就是当年新闻学会的会员。后来又通过他见到了常惠。杨、常之外的另一个则是罗章龙,在会员名单里记的是他当年常用的名字罗敖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了解邵飘萍的有关情况曾经多次访问过他。因为邵是他和李大钊共同介绍入党的。到台湾去想见一下杨亮功,那时候他还在世,见到了。就这样,老的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一共见到了四个。此外还有毛泽东,50年代的时候,一年两次游行,五一劳动节一次,十一国庆节一次,每一次都能见到毛泽东,不过他在城楼上,我在游行队伍里,那只是遥遥地看一眼,如果这也算,算半个,加起来一共见过四个半。现在一个也不在了。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有哪些优良传统呢?我觉得可以概括成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所有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成员,都有高度的反帝爱国的思想,都有以振兴中华为已任的时代责任感,都积极地参与当时的救亡运动、文化进步运动和政治活动。现在已知的有姓名可考的55名会员当中,有不少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五四运动的“健将”。还有不少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其中,有两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两位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有两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有两位是后来中共的北方局负责人,还有一位后来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两个导师,邵飘萍是1925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徐宝璜不是党员,但是他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坚决抵制段祺瑞政府制造的“3·18惨案”,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他也是进步的教授。这些人都是抱着救亡的目的,抱着追求科学和民主、探索振兴中华道路的目的进入这个学会的,从事新闻学研究的。

  第二,紧密地和国际接轨,有比较广的学术上的探讨。研究会创办的一些骨干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是当时的海归,而且是中国比较早的海归。像蔡校长,他是进士,1902年到日本去留学,他翻译过日本的哲学著作,1907年到1911年又跑到德国去留学,待了四年,后来又去过瑞士、俄国,他通六门外语。

  徐宝璜是1912年拿到北大的公费到美国去留学,先是在纽约州里的林业工程学院学习,后来转到密歇根大学学经济、学新闻学。他的那本新闻学著作,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这本著作征引的参考书目的31种当中30种是英文,他征引的论文大概是72篇,有68篇是英文。可见,他的新闻学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了当时最新的西方研究成果,是和国际接轨的。

  邵飘萍是两次去日本,1914到1915是学法律,第二次因为受到段祺瑞的通缉,到大阪朝日新闻做社评委员,在日文的报纸做社评委员,他是能够用日文写作的。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应邀到学会做演讲、做报告的两位专家教授,一个李大钊,一个高一涵,也是海归,李大钊是早稻田的,高一涵是明治大学的。这些人有比较广阔的学术视野。他们关注新闻,但是他们也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有所了解。蔡元培是研究哲学、研究文学、研究伦理学,邵飘萍和李大钊是学法律的,高一涵是学政治的,他们都是对新闻事业,对新闻学的研究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同时非常尽心尽力地把当时世界上最新的这方面的学科知识引进来介绍给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

  第三,紧密联系新闻事业的实际。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些骨干力量,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从事过办报活动的,像蔡校长,他办过《外交报》、《苏报》、《锦州日报》,邵飘萍办过《汉民日报》,后来办《京报》,徐宝璜和李大钊都办过《晨钟报》。像高君宇,他当时参加过《国民新潮》,后来又参加过《向导》、《中国工人政治生活》等很多报刊的出版工作。毛泽东后来办《湘江评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都是对新闻工作有比较深入了解的骨干力量。

  参加到这个学会的研讨活动当中,很自然的在研讨过程中就会紧密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的实际。会员当中还有陈公博,他主要谈他在广东办报的体会。因此在研讨的活动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研究会的成员们非常关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关注新闻事业规律的研究,关注报纸功能的研究,关注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研究,关注广告和新闻道德的研究,有的研究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前沿的,说明他们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当时中国新闻实际的。

  第四,向社会看。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会是一个北京大学的校内社团,当时他们的章程里面第五条有一个规定,“本会隶属于北京大学,校内外人均可参加”,不限于北大校内。现在有姓名可考的55个会员当中,起码有3个人就不是北大的学生。导师当中邵飘萍也不是北大的,他是《京报》的社长、总编辑。不以北大为限,面向社会。要说有区别,就是收会费不同。校外的一年收18块钱,校内的9块钱。后来调整了之后,校外是8块,校内是4块。当然这个数量也够可以,因为当时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也就8块。但是,校内外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这个传统,10年前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就继承得很好、发扬得很好。研究会聘请顾问、副会长、导师,不完全是北大的,有清华的,有传媒大学的,有复旦的,也有华中科技大学的,有人大的,而且不以境内为限制,还包括境外香港中文大学的李少南教授,而且不以国内为限,还包括日本龙谷大学的卓南生教授,真是海纳百川,这一点也可以说它是继承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校长担任会长。历史上的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由蔡元培校长亲自发起并担任会长,他亲自起草研究会的章程,确立了研究会宗旨,并聘请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研究会导师。蔡元培校长是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中国教育史上、中国近现代史上口碑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校长。他1916年冬天至1927年7月离开,当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但是这段时间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础,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地位,他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至今还受到社会上的认同和尊重。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以后,继承这一传统,从许志宏校长起,由历任校长担任会长,他们都给与研究会很大的支持。

  据我了解,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复会以后,每年都要举办年会(包括青年论坛),经常举办“北大新闻学茶座”,举办了五届“全国新闻史论师资特训班”,还出版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同时,不断开拓进步,在新闻学,尤其是新闻史教学、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成立100周年了,很荣幸躬逢百年盛典,也很高兴见证了复会十周年以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发展。希望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像蔡校长在办会宗旨里提到的,要在“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继续努力,为今天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的发展继续不断的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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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时晓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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