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像分析”作为社会研究方法:理论、应用与展望

2021-04-13 14:59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甘雨梅

  内容提要: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有大量研究涉及“录像”,主要表现为“以录像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录像呈现研究成果”。论文介绍一种与此二者相比有诸多不同的录像研究——“以录像数据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录像分析”,它起源于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在西方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其讨论却相对欠缺。论文旨在介绍录像分析的理论缘起和理论贡献,展示录像分析的经典经验研究案例,并阐释录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进路的区别。最后,结合中国时代背景,提出录像分析可为中国社会的互动研究提供新思路。论文也对这一方法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

  关 键 词:录像/录像分析/社会互动/研究方法/互动传播

  作者简介:甘雨梅,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富布莱特学者。

 

  一、引言:从“录像”到“录像分析”

  录像对人们而言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视觉文化日益弥漫和日渐丰富的时代①。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录像技术日新月异。自电影创始人法国卢米埃兄弟(Les frères Lumière)利用摄像技术发明了电影之后,伴随着现代物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电子管科技产品的愈发成熟,录像技术也从磁带时代逐渐发展到了数码时代。更高清的画质、更庞大的存储量、更低廉的成本、更便携的设备(如GoPro)以及更全面的视角(如360度全景摄像机、无人机拍摄技术)等等,都从多方面使录像更加绚烂多彩。日常生活中人们频繁接触的视频以及各类视频网站,如优酷、直播、快手、抖音、视频聊天等等,都极大丰富了今天的视觉文化。录像以及观看录像也因此成为了日常生活中一项习以为常的实践。

  这些视觉媒体的蓬勃发展,不仅塑造了全新的视觉文化,也为科学研究带来了重要的研究课题②。早期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们就开始将图像、视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研究③。这些研究关注并探索影像媒介的社会文化表征④,以及视觉形式的载体(如电视机)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⑤。近年来,学者也开始提出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⑥、“聚媒体”(polymedia)⑦等概念,为观察和研习视觉时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多思路。在此类研究中,录像作为影像媒介的重要部分,也因此被作为研究对象,被学界从各方面反思其社会属性。

  同时,视觉媒体也被当作研究工具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人类学家对于视觉媒体的应用。自20世纪30年代起,人类学家就开始将视觉媒体与人类学紧密结合起来。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米德(Margaret Mead)的作品是视觉人类学发展中重要的里程碑⑧。自他们之后,诸多人类学家将录像机作为工具,记录并拍摄田野中特殊的场景,如宗教仪式、当地的舞蹈、特殊的节日等等。同时,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ic film)也成为研究者用于研究和展示原著文化的重要工具。197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9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上,与会的人类学家甚至通过一个决议,特别强调影视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也因为这次决议,视觉媒体技术在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显得非常必要(《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⑨。

  人类学家对于视觉媒体的应用,多数旨在通过图像、视频、电影等可视化形式来展示研究者的发现。换句话说,视觉媒体被作为呈现研究结论的一种工具⑩。徐菡提到,在诸多民族志电影和纪录片中,导演通过后期处理呈现研究者特殊的阐释和解读,从而传达作者对某种文化的认知和分析。这种后期处理往往通过具有叙事和表达能力的影片语言建构出作者对内容的表达(11)。

  由此看来,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录像的使用,至今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视角:“录像作为研究对象”以及“录像作为呈现研究结果的方式”。本文所介绍的录像分析方法,虽然同样以录像作为研究工具,但与前面两种方式使用录像的角度和视角均有较大不同。这种方法,强调“以录像素材作为经验研究的数据”(empirical materials),开展有关社会互动的经验研究。在录像分析学者看来,录制视频的目的是为了分析(video analysis),这就是说,视频的获取并非为了“记录”某种特殊文化,也并非意图使用影片展示作者已达成的某种结论。反之,它以录像素材作为起点,收集实时实地发生的社会互动过程,为后期互动研究提供数据(data)。社会学家希思(Christian Heath)等人将这一方法命名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录像分析(qualitative video analysis)。(12)这一方法论虽源起于社会学,却在西方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传播学、语言学、人类学这几大学科中,得到广泛应用,也取得了繁硕的成果。这种方法论以“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录制自然发生的(naturally occurring)互动和交流(communication)进行细致分析,录像分析学者以大量的经验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社会实践活动增加了一种创新、可操作性的方法论。

  一方面,目前我国学界对录像分析的理论源起、理论贡献以及方法论实践等问题讨论甚少,在这一方面的经验研究亦显缺乏。另一方面,录像分析作为研究传播与互动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当今互动模式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这一方法论更有待于被国内学界进一步认知和批评。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意图将此研究方法介绍到国内学界,并提出录像分析作为社会研究方法,可用于考察诸多社会互动实践(interactional practices),可能为理解互动的传播学内涵提供新思路。

  二、录像分析的理论源起及理论贡献

  录像分析源起于研究者对互动和交流的研究兴趣,被作为一种方法用来捕捉自然发生的互动本身。然而,为什么自然发生的互动值得被研究?这就要从录像分析的理论源起谈起。从历史发展来看,录像分析这一研究方法源起于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13)和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14)两大理论视角。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都力图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考察,找到社会活动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秩序。在这两大视角看来,社会活动多是在互动中完成(accomplish)和达成(achieve)的。例如,人和人的关系是在互动中建立的,人和组织的关系也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常人方法学家和会话分析学者强调,对于互动的细致探究是理解社会规则的关键。

  (一)“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

  常人方法学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创立并发展起来。中国学界对这一学派的翻译并未完全统一。因其构词和民族志(Ethnography)有相近之处,也曾被翻译为“民族学方法学”(15)。有学者称其为“日常生活方法学”(16)或是“本土方法论”(17)。影响较为深远的翻译为“常人方法学”(18)。本文较为认同并采用了“常人方法学”的翻译,并认为这个翻译本身包含了加芬克尔思想的核心:“常人”。常人方法学与“常人”有着极大的关联。加芬克尔在介绍为何给这一视角如此命名的时候如是说“ethno”意指普通人,也就是“常人”;ethno-method”是指“常人的方法”;“-logy”在英文中通常表示the study of,用以指代某种学问或者某个学科。如此一来,完整的词组“ethno-methodo-logy”就很清晰,常人方法学是指“以常人的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19)。

  对加芬克尔而言,社会规则是一个逐渐达成的过程,也是普通人通过自己的方法逐渐对其进行形塑的过程。所以,想要了解社会行为,就需要回到社会行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常人方法学家认为,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可以被观察到的”(observable)(20)。这些方法不仅能被研究者观察到,也能被参与互动的其他人观察到。(21)这种“可观察性”(observability)是常人方法学得以可能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可观察性”,录像变得有意义起来。因为录制这种可观察性,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分析的基础和素材。

  会话分析是在与常人方法学紧密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两者在对待社会生活的视角上非常一致,均强调行动本身与互动实践。20世纪70年代,萨克斯(Harvey Sacks)、谢格罗夫(Emanuel Schegloff)、杰弗逊(Gail Jefferson)共同发展和创立的会话分析学派(22),至今已经成为一门着力于研究社会互动的学派,也为研究互动秩序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和分析范式。会话分析学者使用“录制音频、视频”的方式采集研究资料,以求真正接触到行动者在互动中的行为。这些技术层面的操作为录像分析的成型奠定了基础。初期会话分析研究通过录制自然发生的电话通话(telephone conversation)来作为研究素材,后来逐渐开始使用录像机录制视频。1977年前后,古德温(Charles Goodwin)用录像机录制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晚餐、聚会等丰富的视频资料(23),成为了录像分析的先锋作品(24)。

  (二)录像分析及其理论贡献

  在以上两大理论视角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始,英国学者希思真正提出将“录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他培养出一个以“录像分析”作为主旨的研究团队(25),以各类传播和互动为研究对象。例如,他们以医患互动为研究蓝本,录制了医院手术、医患交流等视频(26)。他们也与伦敦地铁站的视频监控室合作,研究地铁站的员工如何通过视频监控设备观察地铁站行人流通的动向(27)。同样,使用录像分析的方法,他们研究新闻工作室(news room),如BBC以及路透社的记者和编辑如何编制和讲述新闻(28)。通过细节的视频分析,他们的研究展示了编辑部中编辑办公桌旁的闲话互动(small talk)可能直接影响新闻故事的选择和编排。

  希思等提到,录像分析方法的发展,追根溯源可以描述为对细节的欣赏和追求。这与常人方法学与会话分析对于细节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也正是出于对细节的需求,这一方法才得以产生。换言之,录像分析之所以要进行录像,并非刻意之创新,也并非追求方法的独到。相反,实是研究对于细节的需求。正如会话分析创始人萨克斯所言:

  我开始使用录制的素材进行研究。这些素材有一个极好的优点,就是我可以重播它们。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转录这些材料,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长期研究,无论它需要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是一种“足够好”的素材,记录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另外我钟爱使用录像素材进行研究。这并非源于我对语言的兴趣或者对于某种社会理论的激情,相反,仅仅是因为我可以抓住这些材料,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它。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之所以如此需要这些细节,是因为普通人在互动中也从细节之处分析彼此。细节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介绍常人方法学时提道:“对话中的发言顺序被打乱,小错误未及时纠正而发展成巨大的误会网络,小手势被误解可能成为大后果,最明显的信号被人忽视,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引起戏剧性或者悲剧性的后果。”(30)以下三个小片段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展示了细节如何在社会互动中起到极大的作用。片段均通过会话分析转写规则(31)进行了转写,括号中标注了特殊符号的含义:

  A:你爱我吗?=

  B:=我爱你

  (等号“=”表示A和B两句话之间没有间隙)

  A:你爱我吗?

  (0.5)

  B:.hhh(.)uh嗯

  (0.5表示A和B两句话之间相隔0.5秒,.hhh表示B的喘气声)

  A:你爱我吗?

  B:我当然爱你。你为什么这么问?

  读者不难从以上三个片段中想象出三种不同的对话场景。也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微妙细节无处不在。对于回答“你爱我吗?”这个问题,不同的回答可能会导致A接下来再问B不同的问题,也会因此产生不同的互动,甚至影响A和B的关系。本文无意在此处分析三个片段导致的社会互动结果,只是以此展示,哪怕只是一声喘气、一个短暂的停顿、一句附加的追问,都可能带来不同的交流效果。互动中一前一后的对答,以及来来回回的序列(sequence),在微妙处组成了“社会生活”。如此看来,社会生活并非一个空泛的组织概念,而是A和B互动中的细节。人人都是互动中的分析家,每个人都是促成互动的一份子。于是,录像分析期望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将这些微妙的社会互动记录下来,作为最原始的经验数据,开始探究内在的社会规则。

  由于影像数据的可视性和可重复播放性,以及这些数据所能提供的细节资料,录像分析为传播学带来了新的理论突破,其中较为显著的理论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录像分析对于互动的关注,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了传播和交流的社会内涵。录像分析通过经验研究论证并指出,传播和交流是一种“互动的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这种互动框架下的理论视角(interactional approach)重塑了文本、话语以及各类媒介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从单一的文本,转换到观看和考察“文本产生的过程”以及“文本背后隐藏的互动形态”。例如克莱曼(Steven Clayman)和赫里蒂奇(John Heritage)采用会话分析作为方法,研究新闻采访(news interview)中的互动过程(32)。新闻采访对于记者的训练和要求多在强调记者的提问技巧(skills of questioning),克莱曼和赫里蒂奇关注了这些新闻采访中记者提问的具体方式以及带来的不同结果。他们的研究从多方面展示了新闻采访是循序渐进的互动,是记者和被访者之间的互动成就。克莱曼和赫里蒂奇的研究成果在很早期就对线性传播(发送者-信息-接收者)的模式进行了反思,提示传播学者关注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为传播学增加了互动视角(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其次,录像分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身体转向(body turn)、体化转向(embodied turn)以及多模态分析范式(multimodal analysis)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基础。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开始,哲学、社会科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就在逐渐增加,身体也成为传播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和要素。媒介也被麦克卢汉描述为人类身体器官的延伸(33)。录像分析自创始以来,对于身体的关注便在学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身体转向的热潮。学者开始关注的不仅仅是所谓的“行为”,更是将这种“行为”理解成一种身体和其他社会现实碰撞而成的过程。近年来,录像分析开始强调身体交互性以及多模态互动。这些研究更为注重分析身体感知(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multisensoriality)在社会交互中的重要作用(34)。录像将人们的身体录制下来,通过视频数据,研究者不仅能观察到语言互动的影像,而且可获得更多维度的体化资料。

  三、“录像分析”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应用

  录像分析方法已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实际研究应用。其中,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甚至计算机科学在推动录像分析方法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用这一方法进行的研究扩展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互动情境中。本文从“日常生活研究”“工作研究”“人机互动研究”三个方面出发,窥探录像分析的多样性。

  (一)用录像分析研究日常生活互动

  平克(Sarah Pink)指出“日常生活”是人类存在的核心,是“我们是谁”“我们处在世界的何处”这些问题的本质(35)。然而,从许多角度来说,因日常生活的过于平凡,观察并研习日常生活反倒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却是录像分析方法的重要贡献之一。希思等在《质性研究中的录像》(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声称,录像分析的核心理念在于欣赏并严肃对待日常生活,而录像分析可以为严肃对待日常生活提供一种工具。希思等甚至在书中提到,书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想要培养和倡导一种日常生活美学,鼓励研究者对理所当然的日常事务加以分析。他们指出,这些日常行为都是微妙的、昙花一现的,因此十分容易被人所忽视。而这些微妙的行为,又常常是社会和制度生活组织的基础。将这些细节录制下来,不让其流失,可以成为理解社交性、理解互动性、理解社会组织的素材(36)。

  录像分析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种类丰富,涉及生活的诸多方面,从家庭互动到室外互动,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到日常生活中的机器使用,都有录像分析学者的身影。例如,学者通过研究人们边走路边用GPS的情况,探索人的注意力与机器互动时的关系(37);又比如,学者研究滑滑板的少年如何决定谁先进入滑板池,探究日常秩序中的“顺序”问题(38);再比如,研究小孩和小孩之间玩耍,观察儿童如何建立社会关系(39)。下图1所示,布朗(Barry Brown)等人使用录像分析研究当今日常生活中的一大热点现象:人们一边使用手机一边和其他人对话。作者使用了创新的穿戴式录像设备,戴在研究者身上录制了人们移动过程中使用手机的过程。他们探索人们使用手机的同时如何管理与其他人的对话。作者在文中反驳了“技术使人分心”的先行论调,提出手机不单是搜索信息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手机是人们交谈中的一部分。人们的交谈反过来也影响手机的使用。此类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为理解日常生活的社会性提供了鲜活的论据和解释。

  图示1 使用录像分析研究手机使用(Brown et al,2013,p.509)(40)

  (二)用录像分析研究工作场合的互动

  传播学对于制度性场合(institutional settings)的研究兴趣同样十分浓厚,这表现在“组织传播学”在近现代已成为了传播学一个重要分支的事实上(41)。使用录像分析进行的工作研究,有影响力的作品分布在诸如严肃的工作场合,如医院手术室(42)、拍卖市场(43)、天文学观察室(44)、数学家的工作(45)、神经科学实验室(46)、物理实验室(47)等等。尽管如此,一些较为日常的工作场合也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诸如菜市场、花市的工作也成为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图2取自2019年发表在著名国际传播学期刊《语言与社会互动研究》(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上的有关市场中的互动研究(48)。这份研究使用360度全景摄像机,探究了如何将过路人(pass-by)转换为客户的互动过程。这种全景摄像机的使用意义重大,帮助研究者录制到售卖者和卖家双方,从而为探索“交易”和“客户转换”这一课题提供更多依据。由于360度摄像机录制到的全景视角,研究者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可以转换视频视角用以观察周边的环境,看是否有别的因素影响到互动本身。

  图示2 使用录像分析研究市场里的人际互动(Hochuli,2019,p.432)

  (三)用录像分析研究人机互动

  自21世纪以来,以录像分析探究“人与科技”的作品,成为了社会科学与邻近科学、计算机科学甚至与工业领域直接合作的重要突破口(49),同时也为传播学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

  工业领域有关科技的研究着重关注“如何改进某一产品”,也正是因为如此,计算机科学家、程序员、工程师对于用户如何使用这一产品的细节往往十分在意。这种对细节的重视,也恰好与录像分析学者关注人们如何在细节中完成社会行为的思路契合。工业领域关注科技如何设计,这不仅仅需要考虑技术层面的可能性,更需要考虑到人们的社会需求。传播学和社会科学则更关注科技如何重塑人,重塑人机互动。然而,工业领域研究给传播学的启示在于,开拓“人与科技”议题的新道路,可以从空泛的科技理论研究,过渡到“界面”研究(studies of interface)。也就是说,研究人们如何真正使用某一科技产品的界面,探索这种科技产品如何重塑了社会互动,如何重塑人和人的关系,可能成为传播学研究人机互动的突破口。

  在今天,尤其是在新科技,如VR、AI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学如何为这类新科技研究贡献力量?录像分析为此提供了一些范例。这些学者采用互动视角,开始研究人们怎么使用AI或者VR界面,并探索出人与科技的互动重塑关系。他们并不直接关注这些AI或者VR的生产过程,而是关注这类科技进入到人们生活之后,人们怎么和这些科技互动;以及,人和人通过这些科技互动的时候,人际互动会有哪些变化,人和机器怎么互相塑造和改进。欣德马什(Jon Hindmarsh)等人在研究VR时表示“尽管社会科学对‘虚拟’技术有着广泛的兴趣,却很少有关于VR用户体验的详细社会科学调查”。他们通过录像分析研究,录制了VR交互环境下的工作场景。他们提供了人在VR环境下互动时详细的动作和语言分析,并观察到参与者如何在虚拟环境中描述和共享视觉信息。这一研究介绍了在VR世界中,人们共享视图的能力需要通过参与者各方面的互动功夫(interactional work)进行克服和提升。图3展示了他们录制的VR研究视频(50)。

  图示3 用录像分析研究VR环境下的互动(Hindmarsh et al.,2006,p.801)

  四、录像分析的特质及田野实践

  (一)“自然发生的”数据与“当时的”行为

  如前文提到,录像分析强调录制自然发生的数据,加芬克尔也称之为“原地行为”(action in situ),用以表示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当时”“当地”的表现。加芬克尔用“巧妙的实践”(artful practice)来形容人们的行动。在他看来,社交互动是由共同参与者(co-participants)共同组织完成的,人们通过时间和互动的顺序逐步展开社会活动。而在此过程中,人们使用大量身体的、口头的、视觉的等各类资源完成互动,并在互动的原地显示出来。人们使用的这些资源也可以被观察到。如此一来,为了发现社会活动的内在自然生活秩序,解析平凡生活中自有的组织结构,在没有研究人员某个特定主体的干预下,自然主义的视频就能提供自然发生的活动,也能保存加芬克尔所言的“巧妙的实践”,以供研究者后期探秘所用。这种自然的视频,对于还原人们当时当地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是难以通过眼睛、研究对象的再叙述,或者田野笔记进行完整记录的。

  录像分析强调录制自然发生的数据和当时的行为作为研究素材。这种视频极大地区别于纪录片、电视节目的拍摄,反之则看重其“自然”特质。这种方法既不要求进行场景布置,也不要求进行视频后期剪辑。科诺劳奇(Hubert Knoblauch)等人将录像分析所用的视频(1)与纪录片视频(2)和婚礼视频(3)作比较,展示了录像分析对于录像素材的要求(51)。如图示4,录制分析视频不进行场景布置,也不要求进行视频剪辑进行后期叙事表达。与此相对,我们熟悉的纪录片和婚礼视频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图示4 录像分析与纪录片、婚礼视频的对比(基于Knoblauch et al.,2006,p.13)

  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录制自然发生的数据是不可能的,因为摄像机以及研究者的出现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者的行为(52)。这种批判指出了录像的实际操作难点(practical challenge),却忽视和误解了“自然发生的”另一层核心内涵。波特(Jonathan Potter)在谈及“自然”(naturalistic)视角的时候,特意强调我们在谈论“自然数据”之前,应该首先区分“自然”的两层含义(53)。第一层含义的“自然”与“构建”(construction)相对,是方法论问题;另一层面“自然”与“干扰”相对,是实际操作问题。对于第一种与构建相对的自然,波特用“死亡的社会科学家实验”(dead social scientists test)作为隐喻(54)。他提出,如果社会科学家自身存在变故,比如研究者生病不能外出,那么某些研究数据(如访谈、问卷)本身就不会产生,也因此不可能被收集到。从这一理念来讲,录像分析所言的自然数据,指的是“非构建”的数据,这种数据不是“为了”研究者的需求而发生或是生产的。研究者如果生病不能外出,他们感兴趣的互动仍然在发生,并不因为他们的变故而停止。对于第二层含义上的“自然”,录像分析学者强调需要通过研究者的努力尽可能降低对参与对象的干扰。正如西尔弗曼(David Silverman)所说:“研究者应该在尽最大可能降低对研究对象影响之后再录制视频。”(55)希思等和蒙达黛(Lorenza Mondada)也谈到研究员可以通过增多录制次数、改变相机属性(选择合适的设备,下文会谈到)、建立更好的信任关系等方法减少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社会传播研究不可能收集到十全十美的数据,但可以通过努力和研究设计,录制到更好的、更自然的研究数据(56)。

  (二)数据导向的研究逻辑

  录像分析的视角与传统质性研究方法有诸多相似,同时也有较多不同。以传统质性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两种方法——访谈和民族志——为例,录像分析与它们的相似之处,表现在这三者都旨在通过探索“行动者的视角”(actor's view),从而了解并探索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不同之处则在于数据本身的差异以及研究者使用数据的方法。对于民族志而言,研究者深入田野,观察当地社会现象,在田野中的研究者自身的观察以及田野笔记就是研究数据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者自己就是这个数据库(researcher her/himself as data),这种数据是难以和人分享的,只能通过再转述或是书写的形式呈现给别的研究者或者呈现给读者。录像分析与民族志的重要差异在于数据本身的差异。录像数据是可以共享的,由于录制到自然发生的社会行为,没有到田野的研究者同样可以通过录像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另外,录像与访谈的区别在于两者所观察的视角不同。二者虽然均是探索行动者的自身经验,但访谈是通过对话的形式,使被采访者“谈论”其某种经历的相关体验,是行动者自身的“再叙事”和“再阐释”,而录像分析则转变了研究者的视角,它不再强调让人们去“谈论”某种经验,相反,转向了观察人们在现实中“如何”真正“做”这件事情。

  其次,录像分析强调收集“互动型”的数据(interactive data)。有关互动数据的收集,实验心理学、人类行为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较多先例。但录像分析与这些研究进路差别较大。第一,从素材维度来讲,这些学科在收集互动数据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多是实验或者半干扰形式的实验。实验型互动(experimental interaction)完全由研究者设计场景,再让参与对象按照实验要求进行互动;半干扰型互动多是研究者给参与对象某个任务(ecological experiment或者task-based interaction),之后由研究者自行发挥完成这个任务。蒙达黛讲到录像分析对于自然数据的关注,与前两者有较多不同(57)。

  从分析维度上来看,社会科学中的分析角度往往可以归纳为“自上而下”(topdown)或是“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方式多以“问题”或者“理论”出发(question/theory-driven),这些问题和理论也会影响数据的收集,例如研究者在进行访谈之前,往往需要有一个指导性的研究问题来确定访谈提纲;也正因为如此,自上而下的方法往往是研究者导向(researcher-driven)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维度多以数据出发(data-driven)寻找问题,在观看数据之前,研究者往往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录像分析属于数据导向、自下而上的视角,在产生研究问题之前,研究者只是选择了一个较为感兴趣的场所进行视频录制,针对这个场所的具体研究问题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再进一步提出。如图示5,当分析维度(纵坐标)与素材维度(横坐标)交叉,录像分析的研究逻辑也因此展现了出来。

  (三)录像分析田野实践要点

  录像分析的研究过程本质上也同其他社会质性研究方法类似,需要经历寻找研究对象、征求研究同意、实地田野、数据分析等步骤。然而其难点和挑战真正在于研究者“录像”的过程以及对于录制自然视频的期望。也正由于其重要性,本文在此就“录像”田野的六个关键要素进行简要阐释。

  1.设备选择

  设备是录制视频的关键,是否应该崇尚更贵、更酷炫、更高科技的录像设备?无人机是否比手机拍摄具有更好的研究效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录像分析看来都是否定的。视频录制的原则是在尽可能降低对参与对象影响的情况下,录制到“合适的”研究数据。因此,选择设备的关键在于合理及合适。具体操作层面,有时为了降低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可能会选择小型录像机(如GoPro),将其“藏匿”于拍摄现场的某个角落。有时为了录制高空视角,可以选择高空三脚架。先行研究表明,普通的录像设备往往可以满足大多数研究录像需求,研究者无需盲目追逐设备本身而迷失了研究初衷。

  图示5 从素材维度和分析维度看录像分析

  2.录制清晰的音频

  录像很容易被理解为“录制画面”。然而,对于录像分析研究而言,录制清晰的音频十分重要。电影制作、纪录片、创作类视频都可以在后期录制音频或是配音。但录像分析不同。甚至从许多层面来讲,录像分析录制视频时,对于声音质量的采集比图像画面更加重要。语言是理解社会互动较为重要的资源,重视语音也正是这一原因。古德温认为:“当你回到家后,你在田野里听到的声音永远不会变得更好。所以在田野的时候就要尽可能获得绝对的、最好的一切声音,因为从那之后,一切(音频、视频、图像)都只会变得更差。”(58)录像分析在录制优质研究音频方面有诸多建议,例如使用合适的收音话筒、外置麦克风等装置等。

  3.根据研究场景选择固定机位或是动态机位

  选择固定机位还是运动机位也常常考验着研究者(59),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录像的人往往不是一直固定在同一个地方。然而,首先要明白的是,运动机位会带来诸多后期分析的困难。例如运动机位常常错过一件事情的“开场”,研究者用眼睛看到某个场景比较有趣的时候,决定移动摄像机去录制这个场景,但这个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个场景的开场,对于后期的分析就容易会造成资料数据不完整的困扰和难题。于是在这样的思路指引下,学者们多建议尽可能采用固定机位进行视频录制(60)。但对于固定还是运动机位的选择仍然要根据研究场景及需要进行尝试和最终确定。例如文中提到的布朗等进行了穿戴式摄像机(wearable camera)的尝试。

  4.根据分析目的选择一个或多个摄像机

  在一些社会互动场景下,录像分析学者常常需要结合两个甚至三个录像机进行视频录制,以求获得更全面的视角。甘雨梅等人为研究中国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互动,采用了两种录像方法的结合。一是在留守儿童的房间放置摄像机,二是在祖父母的手机上安装录屏软件。如此一来,就可以收集到两个视频流(video streams),不仅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情况,也收集到屏幕上远程父母的动态(61)。然而,研究者需要谨慎的是,录像机位绝非越多越好,也并非越少越好。录像视角越多,往往在后期分析时,研究者不知该看哪一个视角。如果视角太少,也容易少了某些重要的角度,使后期分析难以进行研究或难以深入到现象本质。于是根据分析目的选择一个或者多个摄像机是研究者需要仔细考量的。前文提到的360°全景摄像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多个机位的问题。

  5.根据研究课题及素材质量决定自行录制还是使用网络视频

  一般而言,录像分析的素材多由研究者(或研究团队)自行收集,这与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分析取向息息相关。但是,仍有部分学者使用视频网站中公开的、自然发生的素材进行研究。例如英国学者劳里埃(Eric Laurier)使用Youtube中美国地铁里的种族争端视频(62)。首先,这类视频与录像分析的初衷并不相悖,但研究者需要认识到使用这类视频的两面性:好的方面,有些视频研究者自己难以收集到(例如种族争端),使用公众视频网站上的素材为某些研究题目提供了可能性。局限性层面,这类网络数据对于后期分析而言有诸多限制(63),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拍摄角度的问题。网民拍摄视频的角度与研究者分析视频时需要的角度常有不同,可能并未收集到完整的互动形态。再比如,网民拍摄到的互动过程不完整,可能只是某个现象的片段。因此,选择自行录制视频,或是选择网络中自然发生的视频,需要由研究者根据研究兴趣和素材本身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衡量。

  6.对研究对象的保护和研究伦理审查

  录像会采集到研究对象的容貌、声音、家庭或者工作环境,也正因为如此,录像比访谈和问卷往往更具挑战性,也更难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这也因此提醒所有录像分析学者要重视保护好研究对象的数据资料,保护其个人信息。给予研究对象假名、在发表中对截图进行处理等都是录像分析学者常用的方法。有学者通过手绘等创新的方法(又如图示2中对花市录像截图的处理)(64),对研究对象的图像进行匿名处理。总体而言,录像分析发展至今,已经有完善的、系统的方法去保护研究对象(65)。根本上来讲,与传统的田野方法一样,这是研究者的意识问题,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问题。建立信任关系仍然是进行录像研究的前提。诸多录像分析的学者提到研究对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苛刻,往往在建立信任关系之后,许多人非常乐意参与录像,甚至有许多研究对象非常乐意将他们不匿名的图像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于是学者们在直面录像分析的难点时,也要对收集录像数据抱有信心。当然,录像分析项目开展前期的伦理审查工作同样十分重要。通过向伦理审查评审委员会提交我们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设计,让专家帮忙判断和思考其中可能的问题,也是我们更好地执行录像研究的必经之路。经过严谨的伦理审查,可以很好帮助规避潜在的研究隐患。

  本文介绍了一种创新的社会研究方法:录像分析。这种方法起源于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两大理论视角,是研究社会互动的重要研究进路。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互动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将互动视角带入传播学的研究,使传播学学者有可能对互动本身进行细致和系统考察。

  录像分析也为中国社会的互动形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中国高速的科技发展和卓越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为多元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科技),这些都亟需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新型互动形式愈发受到世界关注。其中不乏有许多模式走在世界前沿,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例如,中国正在发生的一系列媒介中介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新的社交媒体、新的出行方式、新的支付手段。这些“中国现象”也都逐渐成为了国内外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尽管国内学界鲜有研究明确以互动作为研究主旨,但提及并探讨“新科技”与“新型社会互动”关系的文献却逐渐增多。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个人,更谈及更宏观的组织层面。如邱林川及陈韬文从手机运用的角度出发,探究了通讯科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底层社会群体带来的新型互动渠道(66)。张燕与邱泽奇从“互构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技术与组织研究的脉络,并提出研究新技术,社会科学需要关注技术与组织背后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67)。由此可见,科技与互动这一命题,早已悄然交织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向度中。录像分析方法在科技研究上的优势,如能被运用在媒介中介互动、组织内部互动、技术与组织互动等问题上,有望为中国的互动研究提供更实时的、更有力的佐证。

  同时,录像分析在互联网时代或为研究提供创新方法。中国作为领先世界的互联网国家,在许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使用上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据新华社2018年报道,我国已有7.72亿网民。在这样的庞大用户现状之下,我国学界也有诸多学者开始探索虚拟环境下的研究方法,学者提出网络民族志(68)或是互联网人类学(69)等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为探究互联网线上线下的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到目前为止,仍然鲜有研究关注人们在使用互联网“当时”的具体人机互动过程。录像分析方法对于人机互动研究的启发也鼓励着这种方法在中国的进一步实践。通过录像更仔细地观察人们如何使用互联网,观察互联网如何重塑大众,有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更好地理解和促进互联网发展及互联网研究。

  本文着重介绍了录像分析在研究社会互动方面存在的优势和潜力,然而,这一方法论同样存在缺陷与局限。从选择研究课题的角度讲,录像分析能够探索的范围有限。这种方法试图通过探索具体的社会互动实践,也因此,这一方法在探索“怎么样”(how)这个问题上有较大的优势,但在探索部分“为什么”(why)问题上较有局限。例如,有社会科学关心的许多问题,诸如“人们为什么外出务工”“人们为什么观看娱乐节目”“人们为什么对手机痴迷”等等,这类问题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但录像分析却难以处理这类问题。相反,从录像分析的角度,这些问题可能会变成“外出务工的工人在工厂里彼此如何互动”“夫妻在共同观看娱乐节目的时候在谈论什么”“人们如何使用手机进行某项具体的活动”等等。本文关注录像分析的讨论也存在许多局限。例如,本文未能留足空间将录像分析的全面实践过程进行展示,录像分析的实际分析有系统的方法,笔者也期望能在未来的文章中做更详细的处理。希望本文成为互动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引子,期望有更多录像分析的经验研究在中国出现,并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一方法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反思。

  ①Evans,J.& Hall,S.(Eds.),Visual Culture:The Reader,London:Sage,1999.Jenks,C.(Ed.),Visual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

  ②Nardi,B.,"Virtualit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44,2015,pp.15-31.

  ③Evans,J.& Hall,S,(Eds),Visual Culture:The Reader,London:Sage,1999.

  ④Hall,S,(Ed.),Representa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London:Sage,1997.

  ⑤Postman,N.,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

  ⑥Horst,H.A.& Miller,D.(Eds),Digital Anthropology,London:Berg Publisher,2013.

  ⑦Madianou,M.& Miller,D.,Migration and New Media,London:Routledge,2012.

  ⑧Bateson,G.& Mead,M.,Blinese Character:4 Photographic Analysis,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1942.

  ⑨Hockings,P.(Ed.),Principles of Visual Anthropology(Second Edition),Berlin:Mouton de Cnuyter,1995,p.533.

  ⑩Heider,K.,Ethnographic Film,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76.

  (11)徐菡:《西方民族志电影与经典:人类学,电影与知识的生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页。

  (12)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

  (13)Garfinkel,H.,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7.

  (14)Sacks,H.,Lectures on Conversation(Two Volumes),Oxford:Blackwell,1992.

  (15)[美]华莱士:《加芬克尔及其民族方法学》,朱帅军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第3期。

  (16)江山河:《日常生活方法学引论》,《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

  (17)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

  (18)李猛:《常人方法学四十年:1954-1994》,《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2期。李猛:《常人方法学》,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5-94页。

  (19)Garfinkel,H.,"The origins of the term 'Ethnomethodology'",In Turner(Ed.),Ethnomethodology:Selected Readings,Middlesex:Penguin Education,1974,pp.15-18.

  (20)Filmer,P.,"On Garfinkels ethnomethodoloy",In Filmer,P.,philipson,M.,Silverman ,D.& Walsh,D.(Eds),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Cambridge:MIT Press,1972,pp.203-243.

  (21)Cicourel,A.V.,Cognitive Sociology:Language and Mea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New York:Free Press,1974.

  (22)Sacks,H.,Schegloff,E.A.& Jefferson,G.,"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 Taking for Conversation",In Schenkein,J.,(Ed),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pp.7-55.

  (23)古德温的博士文论在1981年得以出版,他在脚注33(footnote 33)中详尽阐释了自己的录像方法和拍摄场景。

  (24)Goodwin,C.,Conversation Organization: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

  (25)希思发展起来的录像分析研究团队名为“工作、互动与科技”(Work,Interaction,and Technology),现位于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目前仍在学术界影响颇深。

  (26)Heath,C.,"The Opening Sequence in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Medical Work:Realities and Routines,vol.71,1981,pp.71-90.

  (27)Heath,C.& Luff,P.,"Collaborative A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Design:Task Coordination in London Underground Control Rooms," In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Dordrecht,1991,pp.65-80.

  (28)Heath,C.,Luff,P.,Nicholls,G.,& vom Lehn,D.,"Textuality and interaction:The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of News Stories," Intellectica,Vol.30,no.1,2000,pp.151-175.

  (29)Sacks,H.,"Notes on methodology",In Atkinson,J.M.& Heritage,J.,(Eds.),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6.

  (30)[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31)Jefferson,G.,"Glossary of Transcript Symbols with an Introduction",In Lerner,G.H.(Ed),Conversation Analysis:Studi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2004,pp 13-23.

  (32)Clayman,S.& Heritage,J.,The News Interview: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3)[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34)Mondada,L.,"Contemporary Issu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Embodiment and Materiality,Multimodality and Multisensorial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vol.145,2019,pp.47-62.

  (35)Pink,S,Situating Everyday Life,London:Sage,2012,p 143.

  (36)Heath,C,Hindmarshh,J.& Lu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p.13.

  (37)Laurier,E,Brown,B.,& McGregor,M.,"Mediated Pedestrian Mobility:Walking and the Map App," Mobilities,vol.11,no.1,2016,pp 117-134.

  (38)Ivarsson,J.& Greiffenhagen,C.,"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in Pool Skate Sessions",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48,no 4,2015,pp 406-429.

  (39)Cobb-Moore,C.,Danby,S.& Farrell,A.,"Young Children as Rule Makers",Journal of Pragmatics,vol.41,no 8,2009,pp.1477-1492.

  (40)Brown,B.,McGregor,M.& Laurier,E.,"iPhone in Vivo:Video Analysis of Mobile Device Use",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CHI'13),New York:ACM,2013,pp.1031-1040.

  (41)Taylor,J.R,Rethinking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How to Read an Organization,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3.

  (42)Svensson,M.S.,Luff,P.& Heath,C.,"Embedding Instruction in Practice:Contingency and Collaboration during Surgical training,"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vol.31,no 6,2009,pp 88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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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Garfinkel,H.,Lynch,M.& Livingston,E,"The work of a discovering science construed with materials from the optically discovered pulsar,"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11,no 2,1981,pp.131-158.

  (45)Livingston,E,The Ethno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6.

  (46)Lynch,M.,Art and Artifact in the Laboratory:A Study of Shop Work and Shop Talk in a Research Laborat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5.

  (47)Sormani,P.,Respecifying Lab Ethnography:An Ethnomethodological Study of Experimental Physics,Ashgate:Routledge,2014.

  (48)Hochuli,K.,"Turning the Passer-by into a Customer:Multi-party Encounters at a Market Stall,"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52,no.4,2019,pp.427-447.

  (49)Button,G.,(Ed),Technology in Working Order:Studies of Work,Interaction and Technology,New York:Routledge,1992.

  (50)Hindmarsh,J.,Heath,C.,& Fraser,M.,"(Im)Materiality,Virtual Reality and Interaction:Grounding the 'Virtual' in Studies of Technology in Actio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54,no.4,2006,pp.795-817.

  (51)Knoblauch,H.,Schnettler,B.,Raab,J.,& Soeffner,H.G.,Video Analysis:Methodology and Methods(3rd Edition),Frankfurt:Peter Lang,2006,p.13.

  (52)Speer,S A.,& Hutchby,I.,"From Ethics to Analytics:Aspects of Participants' Orientations to the Presence and Relevance of Recording Devices," Sociology,vol.37,no 2,2003,pp.315-337.

  (53)Potter,J.,"Two kinds of natural," Discourse Studies,vol.4,no.4,2002,pp.539-542.

  (54)Potter,J.,"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Theoretical Background",In Ricardson,J.T.E(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Leicester:BPS Books,1996.

  (55)Silverman,D.,"Instances or Sequences? Improv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vol.6,no.3,2005,article 30.

  (56)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Mondada,L.,"The Conversation Analytic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on ,In Sidnell,J.& Stivers,T.(Eds.),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Chichester:John Wiley,2013,pp 32-56.

  (57)Mondada,L.,"Pre-Conference Workshop on Video Data Collec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ICCA),UK:Loughborough University,2018.

  (58)Goodwin,C.,"Recording Human Interaction in Natural Settings,Pragmatics: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IPrA),vol.3,no 2,1994,pp 181-209.

  (59)Laurier,E,"Capturing Motion:Video Set-ups for Driving,Cycling and Walking",In Adey,P.,Bissell,D.,Hannam,K.,Merriman,P.& Sheller,M.(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bilities,London:Routledge,2014,pp 493-502.

  (60)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

  (61)Gan,Y.M.,Greiffenhagen,C & Reeves,S.,"Connecting Distributed Families:Camera Work for Three-Party Mobile Video Call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CHI 20),New York:ACM,2020,paper 575.

  (62)Laurier,E,"YouTube Video Racist Insults," Presentation in Conversation Analytical Skills and Practices Workshop,UK:York st John University,2019.

  (63)Mondada,L.,"Pre-Conference Workshop on Video Data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ICCA),UK:Loughborough University,2018.

  (64)有关手绘的转写,也可参见Goodwin的研究中呈现的视频转写图案。例如Goodwin,M.H.& Cekaite,A,"Calibration in Directive/Response Sequences in Family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vol.46,no.1,2013,pp 122-138.

  (65)有关如何保护参与对象,详见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Chapter 2.

  (66)邱林川、陈韬文《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9年第9期。

  (67)张燕、邱泽奇:《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三个视角》,《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

  (68)孙信茹:《线上和线下: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叙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1期。

  (69)姬广绪主编:《网络与社会——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前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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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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