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唯经审美认同实现社会认同

——由《人民的名义》引起的美学思考

2017-05-04 09:01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杰

  《人民的名义》因为其“真实性”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情感力量,自然让现实中的“我们”放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工作、消遣和作为普通人忙碌的“生活责任”,投入到对这场纪检力量、基层民众、贪婪商人以及“地方大员”之间的较量和博弈的围观中去,投入到各种类型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现代“交响”中去。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美学理论和当代批评高度重视

  《人民的名义》成为一部洗涤人们的灵魂,释放社会情绪,在人民的名义下重新集结,实现审美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优秀作品,它的美的定位,我认为是一部中国风格的悲剧作品

  高育良、祁同伟和赵德汉的悲剧,是普遍的农家子弟在社会迅速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在权力和个体欲望的巨大诱惑之下迷失的悲剧,他们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把为了人类的共同解放和共同幸福的最高理想转变为自己的欲望、情感和支配欲的满足为目标。这是中国当代社会中许多贪腐官员的悲剧所在,《人民的名义》成功地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艺术概括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育良、祁同伟等形象在当代中国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人民的名义》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

  最近热播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人民的名义》抓住了我,让我放下许多似乎更重要和更迫切的工作来观看这部作品。我以为这是一部有强大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美学特征和风格值得我们关注。

  在当代中国,反腐剧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题材,在理论上,我倾向于把它表述为“中国式悲剧”,因为它把情感和人情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十分复杂的作用直接了当地呈现和展示出来。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民大众对公平和正义的渴望以及作家和艺术家的政治立场等等当代中国艺术最核心的问题都以朴素而直接的形式呈现和展示出来。因为反腐题材涉及当代中国广大民众普遍关心的话题,因为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板块化的官僚体系,因此,对于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而言,真实性是一个关键的美学特征。在这个涉及当代艺术核心的重要问题上,我常常因中国一些文学和艺术家的“聪明”感到失望和气愤。在中国社会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以儒家文化和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合情的合理”的文化习性,为资本的强大逻辑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和符合地方习俗的合理外衣,从而进退有据,所向披靡,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和市场化过程中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强大存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一系列腐败事件为基础,通过艺术的创造和“加工”,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潜规则”的客观存在,以及它对每一个现实个体——人民的构成和承载者——的影响。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从一个偶然被举报的“小官巨贪”的“震撼”性案情呈现开始,通过对汉东省一起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全景式描述,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权力、商业资本以及某种形式与黑势力合谋这种社会现象直接了当地呈现出来。作为叙事的主导方面,以反贪局长侯亮平为代表的检察院的尽职工作,把人们心中对于公平、平等、正义和社会责任的渴望以鲜明可感的视听形式呈现出来。《人民的名义》因为其“真实性”所释放出来的强大情感力量,自然让现实中的“我们”放下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工作、消遣和作为普通人忙碌的“生活责任”,投入到对这场纪检力量、基层民众、贪婪商人以及“地方大员”之间的较量和博弈的围观中去,投入到各种类型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现代“交响”中去。在这场屏幕里惊心动魄的较量和冲突中,生活呈现出它真实而冷峻的面目。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好看,首先在于它以反腐倡廉这个社会普遍关心的题材,叙述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故事,在故事展开过程中一系列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及其情感纠葛,以十分鲜明的样貌呈现给我们。据此,《人民的名义》创造了近年来电视连续剧少有的高收视率和网络观看的高点击率,从知识分子到公务员,从企业家到中学生,从市场里的大妈到写字楼里的白领们都在观看、阅读、讨论和思考《人民的名义》所带给我们的情感宣泄和情绪上的震撼。在我看来,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美学理论和当代批评高度重视。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主旋律”类型的电视连续剧作品,它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务员系统引人注目的贪腐现象,以及检察院和纪律检查系统与堕落的贪腐官员团伙的斗智斗勇的激烈较量为线索,切中了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凸显出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心理问题,用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和现代影视技术丰富的表现能力,把贪官现象、懒官现象和当代社会治理中的严重矛盾以直接而朴素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呈现给电视机前和手机屏幕前的每一个人。通过对违背共产党员的“初心”、违反党纪国法的贪官和懒官的种种表现,通过斗争的激烈性和复杂性,展现了当代反腐斗争的意义。因此,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成为一部洗涤人们的灵魂,释放社会情绪,在人民的名义下重新集结,实现审美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优秀作品,它的美的定位,我认为是一部中国风格的悲剧作品。

  从美学的角度分析和评价 《人民的名义》的艺术特色,我认为在这部反腐大剧中,那些出身农民家庭,努力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实现“梦想”但最终却背离曾经的理想,成为检察院反贪局和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人民的名义”查处从而走向毁灭的人物群像的共同命运,以及这种“命运”的悲剧性,也许是这部作品最为震撼人们心灵的关键所在。在《人民的名义》中,从满腹经纶、随口辩证法的高育良书记,到智勇双全、敢爱敢恨的公安厅长祁同伟,从“小官巨贪”、满嘴为人民担当正义的赵德汉副司长,到经商高手、窈窕淑女高小琴总经理等等,虽然他们的个性和人生各不相同,但都是农民的孩子、寒门子弟,是“穷怕了”的普通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市场经济的急速发展,他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打拼,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开始走向了毁灭的深渊,而且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一种值得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的“现象”,在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有其必然性,其艺术表现就是一种具有美学和伦理价值的悲剧,我倾向于称之为“中国式悲剧”。

  作为对现代社会最早作出系统的分析和批判的理论家,马克思在他十分勤奋而艰辛的理论生涯中曾经涉及“现代悲剧”。在给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拉萨尔写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社会,在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条件下,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种要求暂时不可实现所构成的矛盾和冲突,是“现代悲剧”的基础。在《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祁同伟和赵德汉的悲剧,是普遍的农家子弟在社会迅速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在权力和个体欲望的巨大诱惑之下迷失的悲剧。他们以人民的名义开始他们的人生之旅,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激情中为自己的奋斗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当他们获得成功并拥有巨大的权力时,权力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精神诱惑(高育良)和物质上的巨大诱惑(祁同伟),容易使修养不足、缺乏敬畏之心的人们迷失人生的方向,把为了人类的共同解放和共同幸福的最高理想转变为自己的欲望、情感和支配欲的满足为目标。这是中国当代社会中许多贪腐官员的悲剧所在,《人民的名义》成功地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艺术概括和表达。

  在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人民的一分子,都可以也应该以人民的名义追求更美好、更幸福的现实生活。但是正如社会主义事业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生产力和社会的条件还不足以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基础时,欲望和个人利益的过度膨胀也会成为“现代悲剧”的原因。《人民的名义》让我们在感受观剧快感的同时也获得了一次情感上和灵魂上的震撼与“净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育良、祁同伟等形象在当代中国具有某种典型的意义,《人民的名义》是当代共产党人的一面“镜子”。  

  (本文作者为长江学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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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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