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兴:君明臣贤政治理想的现代反思

2017-05-09 09: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兴

  郑玄强调君臣之“德”的同时,严重忽略了对“君臣”权力的监督与限制。虽然郑玄所突出的君臣之“仁义”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阐发的,但是必然会出现君臣不仁不义的情况,这会导致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有走向灭亡的危险。郑玄对于桀纣之失天下并未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是说桀纣为恶而导致民怨神怒以失天下。而这正是“为政者”的权力不受监督与限制的体现,也是儒家“人治”思想最大的不足之处。 

 

  一个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为政者”。“为政者”所涉及的核心人物是国君、大臣。郑玄在注解《大学》时,对君主与大臣之德都有明确的要求,最核心的便是“君明臣贤”。 

  明君之德 

  郑玄认为,殷王帝乙之前的君主,没有失去民众的支持,那个时候殷王之“德”还是能够与天相配的,也就是说“上天”还在享受殷王的祭祀,并保佑殷商。等到了商纣王的时代,纣王无恶不作,引起了民众的怨恨与“上天”的愤怒,“上天”不再享用殷王的祭祀,也不再保佑殷王。郑玄解释说,百姓都是以君主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因此,君主必须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否则一旦“邪辟失道”就会丧身失国。这是“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最真实的体现,也是“敬天”要求的表现。在这里,郑玄强调“以德配天”也是对东汉末年政局动荡不安的谴责,警告统治者如果再不“敬天”、“保民”,那么上天对于东汉的保佑也会随之消失。总之,郑玄认为,上天所赋予的统治人民的“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统治者一定要“保民”、“全民”,如此才能长久地得到“天命”,否则就会失去“天命”。 

  要治理好国家,其前提和基础是要任用贤人。郑玄亲身经历了东汉末年贤愚不分的政治现实,出于儒家救世的情怀,郑玄认为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是贤人。一个国家的“全民”、“保民”工作都是由具体的大臣去做的,因此,贤人在政治管理、民众管理方面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郑玄明确指出,君主要“任贤”。与“任贤”相对应的就是“放恶”,即远离小人。放恶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民”、“全民”。因为恶人、媢嫉之人只会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放逐恶人、媢嫉之人正是“仁人”、“圣人”智慧与才能的体现,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 

  对于君王,除了“敬天保民”,“亲贤臣,远小人”外,还要“亲仁”、“轻利”。“亲仁”对于君主的要求是要行仁道,郑玄指出,“言君行仁道,则其臣必义。以义举事无不成者。其为诚然,如己府库之时为己有也”;“轻利”对于君主的要求就是要做到“惠民”。财物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基础,国君要将财物分散于民众,使民众的生活能够得到保证。郑玄认为,“仁人”施财于人民,是“保民”、“全民”的表现,而“不仁者”即如纣王那样,从人民身上聚敛财富,是“害民”、“残民”的表现。 

  贤臣之德 

  作为一个臣子,最重要的是辅佐君王治理好国家,而治理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几个臣子,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大臣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勇于举荐贤者,使之加入到大臣群体之中,并使其获得足够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是贤臣很重要的一项职能。也就是说,贤臣也要举贤。而且如果自己举荐的贤人不能够在君王眼中“先于”自己,就是轻慢于所举的贤人。  

  郑玄明确提出“君行仁道,其臣必义”的观点。“国君”是国家的代表。国君好仁,在下位的“大臣”必然是“好义”的。国君“好仁”的重要体现是施财于民众,在下位的大臣只有积极执行国君“施财”的政策,施恩惠于百姓,才是“好义”的表现。只有好义的“贤臣”才能辅佐君主达到财用充足,也才能更好地“保民”、“全民”。其君好仁,其臣好义,都是“保民”、“全民”必须的一种保证。 

  反过来,如果在下位的大臣执着于为国君“聚敛”财物,那就是“损义”的表现了。《大学》引用孟子的话来证明“以义为利”的重要性,郑玄的解释可谓是一针见血,盗臣损失的只是一些财富,而聚敛之臣损失的是“义”。“损义”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聚敛之臣“害民”,这会直接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更是与“保民”、“全民”背道而驰。同时,郑玄指出,这种聚敛之臣,必然会忘义,是小人。要想治理国家就不能任用小人,一旦任用小人,即使国君想用仁义来完善自己的政事,也是不可能的。 

  忽视人民的作用 

  郑玄强调君臣之“德”的同时,严重忽略了对“君臣”权力的监督与限制。虽然郑玄所突出的君臣之“仁义”是从政治的角度进行阐发的,但是必然会出现君臣不仁不义的情况,这会导致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也有走向灭亡的危险。郑玄对于桀纣之失天下并未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是说桀纣为恶而导致民怨神怒以失天下,而这正是“为政者”的权力不受监督与限制的体现,也是儒家“人治”思想最大的不足之处。当“人治”处于“君明臣贤”之时,国家治理自然会比较好,但政治治理更多的时候是“君不明、臣不贤”、“君不仁、臣不义”。面对这种情况,郑玄并未涉及相关的政治制度的阐释,尤其是关于对“君臣”权力的监督与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郑玄的“君明臣贤”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是忽视广大民众在国家治理之中的重要作用。在郑玄的理解中,国家的治理好像只是君主与大臣的事情,民众从始至终都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这就忽略了广大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显然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郑玄的《大学注》是以“君明臣贤”为核心的“为政”思想解读。郑玄《大学注》所体现出的“为政”观主要是从明君与贤臣两个角度进行阐发的,对明君的要求是能够以德配天、求贤放恶、亲仁轻利,对贤臣的要求是保民全民、举贤好义。这两个角度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郑玄 “君明臣贤”的政治理想。但是,作为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思考,郑玄对“君明臣贤”的解读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方面忽视了对“君臣”权力的监督与限制,另一方面忽视广大民众在国家治理之中的重要作用,这些都需要受到批判反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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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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