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理论

2017-05-28 09:01 来源:《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作者:邢建昌

  内容提要: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生产,是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科学性与人文性、价值正当性与程序合法性的有机统一。“事实”是文学理论知识生成的动力,“价值”则提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向,“评价”是在文学认知基础上的意义生成的活动。文学作品的优劣、好坏,文学境界的高低,文学对于可能世界的拓展以及文学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意义等的“定性”,主要是通过文学评价机制来实现的。文学理论在知识学属性上有自己的特点:文学理论的对象具有鲜明人文性,旨趣上强调回到内心经验,强调阅读、体验、分析、综合、思辨等。科学性是文学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是其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根据不能通过程序合法性来得到根本说明,而要通过“实质合法性”来说明。

  关 键 词:知识生产/文学事实/价值/认知/评价/科学性/合法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及关联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2AZD01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80年代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及其相关问题”(项目编号:14JJD750002)、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育计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邢建昌(1963- ),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美学、文艺美学、基础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化批评

  当前,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呈现一种方兴未艾之势。文学理论的反思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某种观点、某种思想、某种命题或某种方法的“时间在后”的反思,而呈现一种从某种特定“视角”进入反思的知识学模式。知识学模式下的文学理论反思,需妥善处理事实与价值、认知与评价、科学性与合法性等问题,本文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一 事实与价值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有一段被人广为引用的文字,被认为是事实与价值讨论的“休谟问题”。

  在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道德学体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个时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进行的,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对人事作了一番议论;可是突然之间,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的“是”与“不是”等联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这个变化虽是不知不觉的,却是有极其重大关系的。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同时对于这种似乎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即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1](P509-510)

  休谟这段文字主要是讨论道德命题的来源的。休谟认为,道德判断与理性无关,“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或伪”[1](P498),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而道德判断关乎道德准则,“道德准则刺激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1](P497),是一个“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在休谟看来,以往道德学体系本来是由“是”与“不是”所构成的判断,却被没有说明地转换成了“应该”与“不应该”的判断。

  休谟这段话被认为是哲学史上关于“事实”和“价值”二分关系确立的开始。沿着这个思路,德国哲学家康德试图通过建立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两个领域来解决“事实”和“价值”二分问题:“自然哲学针对的是一切存有之物,道德之哲学则只针对那些应当存有之物。”[2](P634-635)强调“是什么”与“应该怎样”的问题分属于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英国哲学家乔治·摩尔也认为,“描述事实”与“什么是应当”不是一回事,从“事实陈述”推演“价值陈述”是一种“谬误”。在摩尔看来,“善”作为一种单纯的性质是不能被定义的,一切试图为“善”定义的做法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因为描述事实与价值评价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3](P15)。20世纪20年代,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家进一步为事实与价值关系划出一道鸿沟。在艾耶尔看来,伦理概念不同于经验概念,价值判断在经验上是不可证实的。“基本的伦理概念是不能分析的,因为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用来检验那些基本的伦理概念出现于其中的判断的效准。”[4](P87)一切试图使伦理判断成为经验上可证实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只要它通常是被认为正在做出一个伦理判断,那个有关的伦理的词的功能就纯粹是‘情绪的’。这个伦理的词是用来表达有关某些对象的情感的,但并不对这些对象做出任何判定”。[4](P88)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将“价值判断”逐出科学的地盘,认为价值判断本质上是属于“情感”的,而不是真正的命题。如罗素认为:“当我们断言这个或那个具有‘价值’时,我们是在表达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在表达一个即使我们个人的感情各不相同但却是可靠的事实。”[5](P1336)

  西方有学者如普拉茨就曾经谈到道德判断“事实上是认识的”的观点,认为这种道德判断一样可以被评价为真、假,这“真或假像任何其他关于世界的事实主张一样是人类知识的可能对象”[6](P86-87)。很明显,普拉茨在这里否定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强调道德判断也是包含真假陈述的知识的对象。希拉里·普特南认为:“事实和价值的二分法至少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我们赖以决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一个事实的科学探究惯例,就已经预设了种种价值。”[7](P145)在普特南看来,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因为“事实(或真陈述)的概念,是对于能合理相信的陈述的概念加以理想化的结果”。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一书中,普特南更加明确地指出,事实与价值二者密不可分,价值是与全部经验有关的。事实与价值的“区分”(distinctions)不等于形而上学的“二分法”(dichotomies),“日常的区分有它的适用范围,如果它们并不总是适用,我们也无需惊奇”。[8](P12-13)他进而指出,“评价”与“描述”是相互依赖的,“我们的大量描述性词汇是而且必定是‘缠结的’”。[8](P75)罗蒂也否定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理论:“在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真理与关于实际上是什么的真理之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区别,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道德与科学之间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区别。”[9](P48)可以说,在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上,价值是可检验的事实或者可以直接把握的存在,“是”与“应当”之间没有不可通约性。

  文学理论是以知识的形态表达的对于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事实与价值问题无法回避。文学理论不是谈玄的学问,它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即文学。“事实”即“文学事实”,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事实”,人们多从经验与常识的角度来理解,以为“事实”就是“物”,“物”是本然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如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春夏秋冬等。这种关于“事实”的理解实际上是把人看作外在于“物”的存在,人在“事实”面前是缺席的。然而,“物”——自在之物,还不是理论研究的“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10](P178)“无”即是不存在、无意义。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说过:“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物(dos Ding)的总和。”[11](P22)

  由此可见,进入视野、构成研究对象的“文学事实”,实际是研究者的一种发现、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建构。发现,即从“已然”存在的诸多“物”当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事实”。发现了“这一事实”而不是“那一事实”,本身就是研究者积极介入的结果。英国学者霍克斯强调:“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12](P8)“物”被表述为“事实”即陈述,体现了话语的建构功能。在科学研究当中,有学者提出“科学事实”的概念,以区别那种未纳入研究“视野”的“自在之物”。科学事实即研究者基于研究建立起的关于“事实”的陈述。作为科学事实,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实证性或可检验性。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科学事实”是可以被实证或检验的。第二,主体渗透性。主体参与了“科学事实”的塑造。“科学事实”是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被言说、被把握的。第三,共享性。“科学事实”不是“私人知识”,而是“公共知识”。“科学事实”一经诞生,就具有公共性,能够为一类共同体成员所接受,成为“普遍的真理”,而不以个别的研究主体的意志而改变。[13]这个观点告诉我们,科学研究活动中的“事实”,实际是科学研究共同体成员内部的一种建构。

  德国解释学大师保罗·利科在谈到“历史事实”时也说过:“在历史学家还不想对它提出问题之前,文献并不是文献,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家在他后面和根据他的观察建立了文献;历史学家同样以这种方式建立历史事实。在这方面,历史事实和其他的科学事实并无根本不同之处。”[14](P6)他引用法国哲学家康吉扬的话说,“科学事实”就是科学在产生过程中产生的东西。

  由此看来,构成文学理论之研究对象的“文学事实”,实际是被构造出来的。研究者已经根据自己的“前见”、“视点”预设了“文学事实”。“文学事实”构成了文学理论知识展开自身的一个逻辑起点。“事实”一旦进入研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物”,而是作为研究者的对象参与了“属人的世界”的建立。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说到底就是一个从已有的“文学事实”出发而建构新的“文学事实”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文学史的写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文学史的写作体现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对于历史对象的选择、叙述以及评价上。然而,高明的文学史叙述者并不急于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往往通过“文学事实”的组织和叙述,表达出主体意味强烈的判断和取舍。我们看下面一段文字:

  沈从文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在乡村和城市的题材空间里,通过对人性世界(包括“神性”世界)和病态世界的对比,严肃地探讨了人生,讴歌了健全的人性形式,从而构成了一个从人性道德角度去表现人性之“常”的独立自足的艺术系统。他的人学观和文学理想不是从政治经济角度探索社会进步的道路,而是从人性角度去寻求重造民族灵魂的门径。[15](P195)

  这是出现在朱栋霖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里的一段关于沈从文的陈述。这里面包含的潜在的价值立场和美学标准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面对“文学事实”,应该丢弃自然主义的偏执。声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研究文学,实是一种幻觉。

  文学理论是一种包含了价值因素的知识形态。价值——价值认知、价值评判、价值追求,是文学理论作为人文学科无法避免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科学性,不能靠回避价值判断来得到说明。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价值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价值评判的合法性或有效性通过什么来保证。

  如果说,“事实”是文学理论知识生成的动力——文学理论知识生成于对“文学事实”认知与理解的渴望,那么,“价值”则提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方向。在价值理想的牵引下,文学研究最终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价值”是贯穿在文学理论活动始终的因素,从文学事实的选择、发现与安排,到文学概念的建立、文学活动的命名以及结论的形成等,价值始终是“在场”的。

  作为文学价值活动结果的“价值事实”,一方面作为“客观存在”进入理论家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文学“知识”的结晶和积淀成为理论家进入文学研究的“前理解”或“支援意识”。同时,“价值事实”还作为“社会存在”成为文学理论家与社会大众联系的桥梁。社会大众通过对“价值事实”的理解,获得了对于文学的把握。

  显然,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内部,是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制造对立的鸿沟。事实与价值,是有机地统一在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内部的。“事实”是“人文化”的事实,也是人的发现、组织、安排的“事实”,还是倾注了价值关怀的“价值事实”;“价值”,是基于“事实”的价值,也是基于理想的价值。文学理论的“是”与“应是”之间,是互为根据、相互支持的,还是流淌往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具体的研究中可以各有侧重,例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似乎更多关注属于“事实”的文学,试图通过引入“结构”的思想,发现蕴含在文本中的“结构”及其深层意蕴;而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无一例外地发挥了理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在“应然”层面做足了文章。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事实层面的批判最终应当通向价值层面的伦理学建构。他们坚信:“在伦理的思考之中,‘是’与‘应当’的辨清不是为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目的,而是在‘应当’之中提升‘是’的价值,发挥‘是’在‘所是’之中的自觉。”[16]基于这样的信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展开了对于现实的批判,敢于超越传统哲学的盲见,伸展基于价值的理想维度。葛兰西格外看重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大众的伦理教化功能,因为正是这种“教化”,可以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良好基础。马尔库塞则高扬艺术的“审美之维”,来抵制技术理性统治下的“片面的人”,弗洛姆认为自由的基本前提是健全的人格,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将“理性合理性”转化为“交往理性”,来实现对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塑。

  价值的“在场”是否意味着文学理论是高度主观化的知识生产场域呢?文学理论研究看似是主体的一种主观活动,关乎个人的喜好憎恶,但是这种“喜好憎恶”并不是主观妄为的,而是有内在逻辑的,具有某种客观的性质。就是说,只有当这种主观的个人“喜好憎恶”获得多数人的“心同此理”的感受和认可,并构成“人类经验”的一部分的时候,这种主观的个人“喜好憎恶”才会转化为“客观化的主观性”。列宁早就指出,“客观的两个形式”,即是“自然界(机械的和化学的)和人的有目的活动”[17](P200)。保罗·利科说得更明白:“理性思维所产生的、整理的和理解的东西,理性思维能以这种方式使人理解的东西是客观的。”[14](P3)价值活动的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没有方向的”主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客观性的主观性”[14](P4)。文学理论家的职业活动,在于判断“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并提供根据。

  那么,又该怎样理解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提出的“价值无涉”的主张呢?马克斯·韦伯强调:

  研究者和描述者应当无条件地把经验事实的规定(包括他所研究的人的、经验的人的“有价值取向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他所要加以说明的)与他的实际价值判断态度,亦即在判断这些事实(包括经验的人的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的“价值判断”)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意义上的“鉴定”态度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18](P146)

  马克斯·韦伯一生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尝试建立起能对人类的社会行为做出“因果说明”的科学。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正是韦伯向这一方向努力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目标。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研究“主观意义现象”时如何使客观研究在逻辑上是可能的。韦伯试图区分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和价值判断。他认为,价值判断是从伦理、文化和哲学观点中推演出来的实践判断,属于科学之外的问题,不能依靠科学来解决,而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就是强调在科学研究中摆脱价值判断,不做价值判断,暂停价值判断,这样就可以实现科学研究的客观化效果。他反对将学术和政治搅和在一起,认为讲课和演说也有区别,前者是科学研究活动,而后者则是科学之外的事情,可以而且应该有价值判断。显然,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原则,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涉及价值,倒不如说是学术研究中的规范原则,提醒研究者保持对事实材料的充分尊重,要将纯粹的经验事实与个人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避免以科学之名宣扬个人价值立场。但他并不否定文化科学研究中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立场,他甚至认为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立离不开价值的指导,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观,那么课题的选择就失去了原则,关于具体的实在也失去了有意义的知识。[19](P114)

  二 认知与评价

  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要处理认知与评价的问题。认知,属于认识论讨论的问题。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的来源、认识的方式和认识的机制。理论研究离不开认知,认知包括对于对象的事实性认知和对象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的认知,也就是价值性认知。认知,发生于主客体的关联之中,因此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认知从发生之际就包含着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在历史学领域,有人把历史认知划分为两大层面:首先,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知或认定;其次,是对这些“史实”或“史料”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难以分开,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

  文学研究中的认知更为复杂。一般说来,对于文学存在的基本状况的认知,例如文学诞生的年代、文学诞生年代与作品的关系、文学文本与此前文本之间的关联、作家的生活阅历以及阅读实践对于文学修养的养成、文学修辞技巧的使用、文学精神价值的基本指向等的认知,通过依靠常规的理性思维即可完成。但是,对于文学存在的深层(即意蕴层)认知,则不仅需要调动理性的思维,更需要调动起想象、情感、体验、理解等心理形式,以求得认知向体验的转化。文学认知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客观呈现文学存在的特征,而在于诉诸心灵、获得意义,以体验的方式实现对文学的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获得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文学的认知充满不确定、非理性因素,是高度主观化、心灵化和体验化的。文学认知通向文学知识的建立,但文学知识不是关于文学真假的判断,也不应该是关于文学的普遍结论——如本质和规律等的建立,而是为通向新的文学认知提供“经验”。

  评价是在认知基础上的意义生成的活动。对于文学的优劣、好坏,文学境界的高低,文学对可能世界的拓展以及文学在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意义等的“定性”,主要是通过文学评价机制来实现的。比起文学认知,文学评价更为复杂。既要评价,又要避免过度介入,防止狭隘的个人趣味和好恶干扰判断,研究者必得有丰富的文学阅历,有深刻细腻的文学感悟力,还得有跨文化的眼光,有能力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保持敞开的姿态。评价,不仅受制于个体的身份、趣味、知识、眼光,还与评价者置于何种文化语境密切相关。评价的差异性,实质是评价者隶属于特定文化语境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性。美国学者杰吉列斯谈道:“在当今世界主要的几个文学体系中,并不存在共同的文学价值观。”[20](P8)也就是说,隶属于不同文化圈之间的文学评价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并不存在一致的文学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由文学评价的差异和冲突所带来的文化冲突是经常发生的,需要破除“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尊重文化多样性,以平等的心态参与跨文化格局的文化讨论,建立起协商机制,实现评价的可磋商性。

  尽管认知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评价,但毕竟认知和评价还是有区别的,并在理论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认知的目的在于寻求对文学的本然理解,力求客观地回答“文学事实”的实际状况。为实现这一目标,研究者应该力避主体的干扰,保持“无我”的心态。我们强调,客观的、理性的文学认知是文学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是保证文学评价合法性的关键。那种无所顾忌、直抒胸臆式的文学评价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因为在这种评价里,除了让我们感受到评价者缺乏基本学术训练的鲁莽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了。

  评价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作者把评价渗透在文学事实的陈述中,作者在文学事实的陈述中不期然表达出对于文学的价值关切。文学材料的选择、文学事实的架构、理论运思的展开等过程,无不渗透着文学评价。研究者不会随机选择那些芜杂的、零碎的文学材料,而总是选择那些触动了心思、引发了关切、意识到了意义的“文学事实”作为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知识的推进,常常表现在由于某种观念的引入而导致对某种“文学事实”的重新“发现”、重新组织和重新叙述等方面,例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鲁、茅地位的变动以及沈从文、张爱玲、金庸等自由主义作家进入文学史,这本身就是文学评价发挥作用的结果。美国学者在谈到媒体的非中立性特点时说,媒体并不是一个中性的传输器,也体现某种价值观。媒体价值观的体现是通过“架构”某些事实而藏匿某些事实来实现的。这个观点同样适合说明文学研究中的评价问题。

  评价的不可避免性,还体现在研究者在叙述事实时使用的陈述方面。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具有三个主要特征:首先,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话语的原意是指进行理性思想的能力,又指交流这种思想的手段,前者是形成思想的条件,后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其次,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还在于它怎样说,换言之,话语是否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最后,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所谓话语,归根结底就是说话的权利,也就是具有自称为意义的权力。话语既是一种压迫和排斥的权力形式,又是权力争夺的对象,一种权力如果争夺不到话语,它便不再是权力。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如此说来,理论研究中“话语”所展开的就不是一个静止的场域,而是充满着权力的角逐和较量。

  重要的不是抵制或掩饰这种评价,而是要恰当认识评价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意义。没有评价,所谓认知就会失去动力,文学理论知识就会零散而不成系统。美国哲学家R.尼布尔认为:“历史编纂学需要靠意义体系来赋予它逻辑的连贯性,这种逻辑的连贯性又恰恰包含在这些‘评价’之中。把‘评价’取消,结果历史就只剩下重大事件的日期。历史事件正是依靠在哲学上使人困惑的‘评价’取得逻辑的连贯性。”[21](P1497)黑格尔更是把哲学史理解成“自由思想的活动”,他认为:“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Werden),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22](P9-10)因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必然与我们对于它的概念密切地联系着。根据这概念可以决定那些对它是最重要最适合目的的材料,并且根据事变对于这概念的关系就可以选择那必须陈述的事实”。他嘲笑那种“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的历史观的“空洞”:“在那里面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得到,就是找不到我们所了解的哲学。”“我们并不缺乏卷帙繁多,甚至学问广博的哲学史,在这些哲学史里,他们所费力寻求的关于哲学实质的知识反而没有。这样的哲学史家有点像某些动物,他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和谐和性,却没有透进他们的头脑。”[22](P4)

  认知与评价,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中是彼此渗透的。理论研究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认知与评价各自的机能,在“是”与“应是”的张力关系中实现对文学世界的认知与对可能世界的守护。正如保罗·利科在《历史与真理》那部标志着现象学解释学复兴的伟大著作中所言:“怀疑主义拒绝寻求意义,而狂热崇拜则过早地给出意义。”[14](P10)我们在警惕怀疑主义否定给出意义可能性的同时,更要防止评价“过早地给出意义”的冲动,制衡那种未经检验的主观随意性,防止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所言“博学的无知”的错误。

  关于我所讨论的诸神和万物,

  没有人已清楚地知道,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

  即使有人能使用最完美的语言,

  他也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每个人都会遇到某种假象。[14](P13)

  三 科学性

  文学理论是一种知识形态,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文学理论关注心灵、情感、想象,提供价值、意义、理想等,因而具有人文性。文学理论作为一个学科,其知识形态是否具有科学性,还一直存在争议。人们不习惯从科学的角度讨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甚至以人文性抵制科学性,以为对文学理论提出科学性的要求是按照自然科学学科逻辑规训人文学科。这种认识可能与对科学的狭隘理解有关。

  在约定俗成的定义中,科学被认为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23](P563)在这个定义里,科学被认为是发现并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执着于寻找“本质和规律”,是受旧的哲学认识论影响下的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念把“本质和规律”看作外在于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存在,科学活动就是通过一定方法或手段去发现这个“本质和规律”。且不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如上述定义所说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所谓“本质和规律”也是随着条件、环境和“知识型”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具有那种形而上学的普适性或绝对性。以发现“本质和规律”定义科学,显然窄化了科学的内涵。在西方,“科学”一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原意指“学问”。16世纪后,英文中“science”被引进中国,译为“格致”,即通过接触事物获取知识。19世纪末,康有为、严复等人开始以“科学”代替“格致”,意指“分门别类的学问”。科学史一般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研究工作和他对实证方法的确立,看作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关于科学与科学性的内涵,从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论争。如有人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这里强调经验之于科学的重要意义,是早期科学观念的一种。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等。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知识的传统等。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则把科学理解为解释的学问,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暂时性质的对话。显然,历史上“科学”的概念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人们在各自的学科背景和知识谱系下定义了科学,或强调了科学的某些特征。讨论科学及其相关问题应该立足于领会科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特别是要防止那种把实证性、无我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当作科学的唯一标志,进而对人文学科做出不是科学的结论的做法。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在总结了前人对科学的认识的基础上,对科学有了一个理性的思考:“每一种学说,如果它可以成为一个系统,即成为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整体的话,就叫作科学。”①从这一规定可以引发我们关于科学的基本看法:第一,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第二,这个知识系统是“完整的”,所谓“完整”指的是表述这个知识系统的概念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是自恰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第三,这个知识系统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按照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看,把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作为科学是成立的。人文学科的知识言说遵循人类思维的一般路径,是科学的,不是主观随意的。承认文学理论知识形态的科学性,这只是就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系统的特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把文学理论建设成如物理学、生物学一样的自然科学,或者按照自然科学的学科规训来约束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例如实证的方法论取向、无我的研究态度、纯然事实的判断、形式化的结论或普遍性的规律等。上述自然科学的研究旨趣在根本上是不适合文学理论研究的。当文学理论按照“工具理性”朝着“严格意义的科学”(胡塞尔)目标来建设的时候,当文学理论自觉抵制价值判断而把文学的“本质”、“意蕴”、“诗性”、“审美”等处理成“事实”来陈述的时候,文学理论的死亡也就到来。实践证明,把文学理论知识学属性从价值论的论域中分离出来,这种设想和做法是行不通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需要科学的规范与引导,但不是科学主义的规训与僭越。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角说,文学理论之所以作为科学,不是仅工具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作为精神意义上的科学而言的。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等,不仅是自然科学标举的精神,也是人文学科标举的精神。

  文学理论作为科学,在知识学属性上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文学理论的知识特点有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第一,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事实(文学活动、文学作品、艺术家等),是具有鲜明人文特点的存在,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物理现象,而是充满灵性的生命现象。“文学事实”成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理论的一种积极发现和建构,这个特点决定了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正当性。第二,文学理论知识本质上不是由实证或实验得来的,实验、实证主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得出可验证的或可证明的结论,进而形成普遍有效性的知识。文学理论当然也可以采取实证或实验的方法,例如对文学的文献学研究、考古学研究以及结构的研究,对文学的统计学研究、地域学研究、形态学研究等,均可以借鉴实验、实证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不与文学理论的目标相违背。但是,文学理论知识本质上是研究主体借助特定研究方法而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添加。文学理论在知识学属性上强调回到内心经验,强调阅读、体验、分析、综合、思辨等,来获得对文学的认知与理解。一味强调实验或实证,是与文学特征和文学精神不相适应的,会破坏文学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完整性、全息性。第三,文学理论知识不追求某种普遍法则的建立,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文学的问题,相反,它格外强调自身的知识学局限,强调一种理论只有在某种特定语境下才可以获得“实践的旨趣”。这正如韦勒克所言:“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见诸一些普遍法则的建立,如电和热、引力和光等公式。但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是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24](P5)

  在澄清了科学性的误解之后,我们强调,科学性是文学理论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文学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根据。一门“知识”或“学问”如何能够在众多的知识或学问当中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根据,科学性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因为只有“科学的”知识或学问,才是人类可以信赖和拥有的真实的知识或学问,历史上,“科学”本来就是和“知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是知识,知识是科学,强调的是科学与知识的不可分割性。没有科学品格的所谓文学理论知识,其解释功能是大可怀疑的。也许有人会问,古代文论从来没有科学性的概念,不是也解释了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吗?古代文论的合法性难道也要建立在科学性的标准上吗?这种质疑是有合理性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古代文论是否使用了“科学性”的概念,或者按照“科学性”的标准组织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在于这种理论在发挥解释功能的时候是否体现出作为现代意识的科学性的内涵。不容否认,“科学”、“科学性”的概念是西方的,引入“科学”、“科学性”的概念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在比较的层面用科学、科学性的标准讨论中西文论,常常是不得要领的,中国古代文论自有一套话语体系。但是,透过表层的矛盾,我们不是常常会发现古代文论内部那由“实质体系”所折射出来的在话语方式上的“科学性”吗?谁能说这个古代文论体系是由一堆经验式的感悟、零散的只言片语构成的呢?科学性,在古代文论那里表现为解释的内在逻辑性和规范性。只是,这种内在的逻辑性和规范性早就超越了科学主义的范式,而体现出“诗性”的特点。当今学术界热议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古代文论的精神能量释放出来,并通过科学的方式(也就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分析的方式)使之成为今人可以接受的对象,进而成为当代文论建设的思想资源。没有科学性的阐释和转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文学理论需要有一个科学性的维度来制衡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当今文学理论的种种危机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然而科学性的匮乏无疑是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的文学理论太习惯于印象式、经验式地表达了,也太习惯于没有节制的叙述了。结果是文学理论成了个人文学观念、文学观点的试验场,成了高度主观化的“不可靠的知识”。它固然带来了文学理论知识讲述的多样化,但也制造了文学理论知识共同体不同话语之间的龃龉、隔膜以及共识的难以达成。文学理论陷入“解释的焦虑”中,导致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因此,文学理论要强化自身的合法性身份,科学性建设是一个基本的维度。在这里尤其要防止那种不对“科学性”内涵作具体分析而想当然地拒绝科学性的做法,特别是那种以某种偏执化的人文热情,通过片面强调文学理论的人文学科特性、人文品格等来抵制文学理论科学性诉求的做法。

  在今天这个时代,重申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正处在一个商业文化高度发达和膨胀的时期,商业文化的一般逻辑正在腐蚀着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人文学术领域,各种急功近利、市侩主义的文化因素使研究本身的意义变得晦暗不明。当理论研究被商业化的时尚、大众文化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或者当这种理论听任集团利益的摆布而缺乏对自身可能性反思的时候,重申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使我们多一份清醒和自觉的意识,多一份“怀疑”的眼光,也多一份为研究对象本身而献身的情怀。科学性可以使文学理论摆脱干扰,回归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性与人文性其实具有同一意涵。

  四 价值正当性与程序合法性

  自2006年以来展开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讨论中,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问题得到关注。“合法性”本来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时使用的概念。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是一个允许公民公开和理性讨论公共事务的场所,公民可以有效地使用自己交往的权利,参与到大众民主的“合法化过程”中去。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秩序、政策的合法性,是由这个实际存在的、公民可以自由交往与充分探讨的公共领域所决定的。在公共领域,“诸神之争”在道义上是平等的,一旦共识达成,某种规范的正当性就获得了合法性。公共领域产生合法性要有条件来保证:第一,要有法律机制保障交往共同体话语的开展、运行、规范等;第二,交往者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彼此对等的社会地位;第三,各方本着民主对话的原则,抱着真诚、平等、友好的态度,竭力消除党派团体的偏见和自身的特权。在此基础之上,各方相互辩论、充分讨论、理性审视、认真协商,不断修正、完善不同时间段的共识,保障民主对话得以实现及各方协商后暂时达成共识,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持续不断,永无止境。

  在哈贝马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在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失调。政治、经济活动对于公共领域的蚕食,消费文化对于公共生活的主导,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等,导致公共领域非平等、协商和对话原则的失效,进而引发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则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谈论合法性危机。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知识状况的变化是与传统的叙事危机和科学合法性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传统哲学中,科学是通过“元叙事”实现自身的合法性的。在后现代语境中,“元叙事”危机导致知识合法性危机。所谓“元叙事”即承担使科学知识合法化的“总体性”知识,即“终极实在”,属于“知识的知识”,以及通过“终极实在”获得“永恒真理”,进而达到人类解放的启蒙理想。现在,知识赖以展开的这个“前提”处在动摇和怀疑之中,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成“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利奥塔试图建立后现代的“知识观”:以“小型叙事”替代“宏大叙事”,抛弃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抵制以总体化的思想压制、打击个人的、经验的、局部的思想,更乐于承认人的局限性,承认知识的局限性;用差异性原则取代统一性原则,认为以“共识”和“一致”为基础的“统一性”原则是不牢靠的,甚至可能成为极权主义消灭“差异”、排除“歧见”的借口,后现代知识则不可能成为权威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于不可比较事物的宽容能力;用“非我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推翻普遍人性论及其人类中心主义。[25]

  借鉴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合法性”理论展开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讨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第二,文学理论合法性根据何在;第三,文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遭遇了合法性危机;第四,如何重建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在古希腊时期,知识的合法性是通过一个值得信赖的社会阶层——绅士阶层来实现的。社会公众相信绅士对于知识的贡献。在这里,“知识”的合法性与这种知识的“言说者”的影响力——例如社会身份、地位、学术影响等相关。一般来说,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言说者的社会身份、地位、学术影响并不能成为知识合法性的根据,按照柏拉图的观点,那些有身份的人提供的“知识”并不能叫做知识,而只是“意见”而已。从“意见”到“知识”,经历了历史的选择、实践的检验、理性的反思、学理的抽象等。所以,“知识”是一个社会成员对“意见”的加工、塑造和阐释的结果,有身份的人提供的“意见”具有较大转化为“知识”的可能性,但他并不能直接生产知识。

  2006年,余虹发表了题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的文章。在余虹看来,文学特征与文学本质都是文学事实。但文学特征如“用韵”被认为是与人的生存论价值无关的事实,而文学本质则被认为是与人生存价值密切相关的事实。只有与人的生存论价值相关时,文学的事实才是本质性的。文学的本质在根本上是由人的生存论价值所决定的,文学本质作为文学事实,是理论家基于“应然”的价值理想所决定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文学的本质,并不是本然存在于文学之上属于“文学”的,而是人的一种基于“应然”的建构,因此是不能与人无涉的。

  由此,余虹提出,文学本质论“文学是什么”的提问可以分解为三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回答路向:(1)在生存价值论上回答文学“是”什么;由此制约(2)在美学上回答文学“是”什么;由此制约(3)在事实上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是由这三个维度构成的,其中(1)是逻辑起点。[26]这篇文章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文学的本质仍然是可以言说的,前提是解构那种本质主义的“本质”观;第二,文学的本质是由人的生存论价值所决定的,人的生存论价值赋予了文学本质言说的正当性。

  陶东风认为,余虹以“人的生存论价值”来规范文学的本质的时候,体现的是实质合法性而不是程序合法性,而文学理论知识建构的合法性正是一种程序合法性而非实质合法性。所谓程序合法性,就是不询问某种关于文学本质的言说的具体内容是否合法,而只涉及关于文学本质的知识生产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只要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关于文学本质或文学价值的规范性陈述合乎程序正义原则,即通过平等、民主、理性和公开的方式建构文学的知识、谈论文学本质和价值,就具有合法性。反之,就不具备合法性。陶东风还谈道,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不是某个文学现象或文学观念的具体内容或具体价值取向,而是其言说是否符合程序合法的规定。

  陶东风对于余虹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余虹“人的生存论价值”的应用范围。即所谓“生存论价值”并不天然具有合法性,也需要通过“程序合法性”获得合法性的证明。[27]但是,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说成是“程序合法性”而非“实质的合法性”,看似解决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却模糊了文学理论的价值正当性,给理论上的相对主义制造了生长的土壤。文学理论作为知识生产,固然要通过“程序合法性”获得进入公共领域的身份,并通过平等的竞争获得对自身合法性的证明。但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根据,在我看来并不能通过程序合法性来得到根本说明,而恰恰要通过“实质合法性”来说明。“实质合法性”也就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价值正当性。因为,不依托于特定文学观念、特定文学价值取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如陶东风所言,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从“好文学”的假定出发而建构出“文学事实”、“文学特征”的。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是不可能离开“好文学”的价值理想而展开自身的知识生产的。既然无法找到一个中立的、无我的、实证主义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研究个例,那就必须承认价值论立场的合理性,也就是合法性。承认这种合法性,比拱手将合法性交给程序合法性来说明,是更符合文学精神的。

  价值承诺和价值取向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和导引,也是构成文学理论知识形态差异的内在根据。新批评、文化研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这些理论在知识形态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价值观的分歧来决定的。这里的“价值观”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是包括了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知识型在内的一套系统。由这个价值立场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系统,其合法性首先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文学,解释了文学就具有合法性存在的理由。例如,新批评把文学理论的对象定位于研究“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强调细读对于理解文本的意义,这对于深化文学的认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文化研究反对画地为牢的单学科作战,强调文化研究是一个“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借助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文化研究对于凝聚在文学文本上的身份、种族、性别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做出了充分的说明,扩大了文学理论的视野和对象领域,获得了学界普遍的青睐,因此同样也具有存在的合法性。由此看来,所谓文学理论的合法性,说到底就是这种文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文学。“解释力”就是说明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的根据。而如果用程序合理性说明文学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其结果正是马克斯·韦伯所批判的“形式合理性”而“实质非理性”。犹如现行体制所谓的“量化”评价,表面看一切“合理性”的因素都具备了,规则也是“公平、公开、公正”的,但因为没有对对象“质”的评价,因此所谓“量化”也就失去了意义。而如果按照“量化”规则对一个人文事实进行评价,则无异于盲人摸象,不得要领。无论怎样,在人文事实的评价中,“质”的判断是更为重要的。这也就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不能走实证化道路的原因。

  价值正当性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的理由和条件。不能建立起“好文学”的标准,不能有效地阐释当下文学中的问题,不能提供一套说明文学的“知识”,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是缺乏合法性根据支持的。当前文学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危机,主要表征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危机。

  文学理论是要建立标准的,也就是要提供认识文学的标准,进而提供认识“好文学”的标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被誉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为例来说明。在这部著作中,韦勒克首先提供了关于文学的标准,那就是一般印刷物不是文学,文学也不局限在“名著”范围——“具备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的“名著”还不是文学理论的对象,文学理论要处理文学传统的连续性、文类演化的轨迹以及文学创作的本质等。在澄清了流行的关于“文学”的一般见解后,韦勒克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学的标准,即“想象性的文学”,并且主张从语言的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用法上去研究。韦勒克还强调,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并且应该当作“知识”和“学问”去对待。从这个关于“文学”的标准出发,韦勒克详细研究了构成文学的内部因素,提升了“新批评”对文学的解释能力。

  标准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具有问题导向和方向引领的意义。这又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问题——任何文学研究都是从对好文学的理解开始的。理论研究不应讳言“标准”。目前,文艺理论不敢提标准,一提起标准,就似乎要冒着被指责为“极权主义”或“立法者”的风险。正因为有这样的顾虑,文学理论讳言标准,结果导致大量平庸之作猖獗,文学理论失去了说服人心的能力而遭放逐。

  当然,文学标准、“好文学”的标准不是凝固的、本质主义的,而是开放的,有能力随着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时代趣味变化而变化的。它既是历史上文学传统、文学理性的产物,又是解释者置身于特定时代语境、文学语境下文学观念积极展开的结果,“标准”不是极权主义的东西,而是规范、规则、高度、水准等,它接受质询,也勇于反思,并且通过对话协商机制,不断提供自身合法性的证明。

  与“好文学”标准的丢弃相呼应的,是文学解释能力的孱弱。当今文学艺术的生态发生了迥异于前的变化,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都不同于从前。“图像时代”的来临、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都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崭新课题,但是现有的文学理论知识对现状疲于应付,难以驾驭,表现出“失言”、“失语”来,对此,钱中文先生早就说过:

  文艺学的危机早已存在。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修正自身的文艺学理论体系,通过输入西方文艺理论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就学校教学而言,存在严重脱离现实的弊端,对文学中不断涌现的新现象由于价值观念的难以定位和混乱,不能进行合理、适时的解释,严重滞后于文学创作。而面对因为社会生活改善出现的各种新的文化设施和文化现象,文艺学也缺乏相应的理论对之进行阐明,诸如对具有不同程度审美色彩的咖啡馆、百货商场等以及对广告、流行歌曲、时尚等新兴文化现象的解释和剖析目前都没有足够的理论给予解释。[28]显然,解释力的低下既是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也是其表征。

  如前所述,科学性是文学理论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指标,科学性对于文学理论意味着文学理论知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性和规范性。文学理论知识不是零散的、随意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体现对象的有机整体性。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服膺问题的召唤,依据特定的知识学模式,自觉接受“文学事实”的制约,提供关于文学的“有根据的说”,因此具有科学性品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看待当下的文学理论及其知识生产,则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前科学”、“浅科学”或“非科学”的状态。首先,满足于经验式的文学解释,依靠感受、常识、经验积累文学的知识,这种“文学知识”一旦遇到与这种知识相背离或相乖谬的“文学事实”的时候,则要么抵制这种“文学事实”,要么无视这种“文学事实”,要么失言失态,无所作为。因为基于感受、经验、常识建立起来的文学知识,只能解释文学的常态,却不能解释文学的非常态;只能解释文学的当下状态,却不能解释文学的历史的、当下的以及未来的状态以及可能的状态——未经反思和抽象的知识,只能是最浅表的人类经验,还不是文学理论的知识。正因为这样,美国解构主义者卡勒认为,“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挑战约定俗成的观念。其次是主观化的个人的知识言说。个人化的“知识”只能是“意见”,而不是知识,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的。按照柏拉图的观点,“意见”要通过辩论而成为知识,辩论的过程是“意见”接受质询并生成知识的过程。这个观点实际上强调了“知识”的“共识”性质和反思性特点,知识是一个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共识”,要自觉接受反思和监督。反观当下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则“意见”丛生而“知识”匮乏源源不断地提供文学的“意见”,甚至围绕某些对象展开不断的辩论,而缺乏使“意见”转化为“知识”的“平台”和“机制”,基本属于“自说自话”,由此导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再生产能力的弱化。最后是知识生产的思想和知识资源支撑能力的弱化。一是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的传统资源缺乏有效的借鉴,在知识的“传统”资源与现实的知识生产之间存在着分离、断裂和龃龉的状况,特别是古代文论资源与当代文论建设之间错位明显,缺口较大,不能成为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库和资料库,导致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感弱化;二是对于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知识缺乏甄别和过滤,而不加分析地纳入本土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当中,导致概念、命题“借挪”式地搬运,内涵和意义却处在零散和稀释当中,甚至这些西方“知识”也各说各话,互不兼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处于大杂烩和拼贴的状况中。

  由此,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不能提供有效的文学解释的说明,不能提供“文学”和“好文学”的标准,不能提供系统的、自洽的文学理论知识,导致文学理论言说能力孱弱,陷入合法性危机。

  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我们需要思考:第一,这种文学理论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文学,与此前的文学理论知识比较是优越的、可以信服的吗?第二,这种文学理论提供了一套说明文学的自洽的概念系统吗?第三,它经得起质询和批评吗?第四,它有能力向“他者”敞开胸怀,发出对话的邀请吗?

  富有阐释效力的文学理论,其知识的合法性总是与“问题”的生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问题”,其知识的阐释效力是值得怀疑的。“问题”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而依赖于研究者在特定知识论域下的提问。“问题”在不同的知识论域下会获得不同的表述,成为“真问题”;相反,“问题”如果得不到知识学论域上的观照,其“问题”就可能不是“问题”或是“伪问题”。因此,文学理论的阐释效力、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理性根据,首先有赖于这种“问题”的获得。正如波普尔所言:“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总是始于问题和终结于问题——甚至是不断增加深度的问题,以及不断产生那些能够启示新问题的问题。”“一种理论对于科学知识的增长所能做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产生的新问题。”[29](P185)学术史告诉我们,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以及新“问题”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交织着对大量的不是“问题”或是“伪问题”的辨析。“非问题”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属于经验或常识的领域。“伪问题”则是在研究过程中伴随着“问题意识”的澄明而不断被扬弃的。在已有的知识前提下恰当地提问,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基本要求。文学理论应该有能力提出自己的问题,所谓“有能力提出自己的问题”,就是要求文学理论研究从单纯的现象描述或就事论事的窠臼中解脱出来,让某种关于文学的常识、习惯或经验处于被严格的审查、批判之中。“有能力提出自己的问题”还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应该高度重视对问题的研究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问题的答案,即通常意义上说的过程比结论更重要。通过对问题赖以产生的前提、根源或根据的不断询问,使问题进入特定的理论视域,从而获得新的发现。

  质询和批评是文学理论知识合法性的程序性保障机制。文学理论知识的合法性不是自命不凡的人所赋予的,也不是靠某种形而上的“终极实在”而获得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不是一个“范式”替代另一个“范式”的过程,而是一个迫于“解释的焦虑”而不断扬弃旧知而生成新知的过程,即使这样,“旧知”也不是全盘退出历史舞台,而往往以某种方式进入“新知”当中。所以,马丁·华莱士认为:“文学研究是一个积累性的学科,新知识补充它,但是曾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在不再流行的思想也时时都有可能被证明与新的批评关注或创作方法相关,文学理论只有在批评家们进行对话和争辩时才会繁荣。对话与争辩防止我们自满地假定我们已经理解有关文学的一切。”[30](P29)这里提出的“对话与争辩”不仅是文学理论知识更新的动力,还是防止文学理论陷入僵化与专制的力量,提醒文学理论在不断接受对话与争辩时保持反思的激情。

  “对话”不仅是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之间的对话,还包括隶属于特定文化圈内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与隶属于另一文化圈内文学理论知识形态之间的对话,也就是与“他者”的对话。文学理论知识是地方性的,隶属于特定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不存在超出特定文化传统与现实语境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在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来临的时代,本土文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通过与“他者”的对话获得自身合法性的证明。对话是平等的邀请,是互为主客,是相互参照、相互说明。通过对话,本土文学理论的“根性”及局限性得到说明,也找到了化解自身“危机”的资源和智慧。一个民族对本土文化反思的自觉意识和深刻程度,取决于“他者”视域刺激的深刻程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对“他者”的兴趣并不是出于某种猎奇的需要,而毋宁说是根源于对自己文化前途的焦虑和不安。“他者”的理论不过是摆脱本土文化危机的一条“出路或退路”[31](P186),这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立过程中,东西论争经常转化为古今论争的原因。这说明,全球化是双向的,一方面造成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广泛影响,另一方面也导致本土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坚信,任何一个文化思想系统都不能提供人类发展的多重可能,为此,价值的分化和文化的多元互动是保障人类发展与稳定的唯一方式。而这不仅是文化现代性的标志,也是文学理论合法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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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实际上,关于科学的定义有多种。有学者考证,对科学的定义至少有50种。科学史一般把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研究工作和他对实证方法的确立看作现代科学诞生的标志。这里的科学指的是自然科学。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关于科学与科学性的内涵,从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论争。如有人认为,“科学是从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知识”,这里强调经验之于科学的重要意义,是早期科学观念的一种。证伪主义认为,科学理论的重要标志就是它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等。知识社会学认为,科学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知识的传统等。而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则把科学理解为解释的学问,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语境和关系中,只是一种综合性的、具暂时性质的对话。显然,科学以及科学性的内涵是在各有侧重的意义上被强调的。引文见[德]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邓晓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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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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