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霞:《折狱新语》的情理审判

2017-05-31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霞

  《折狱新语》系明代宁波府推官李清所审理案件的判词分类专辑,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判词专集,计十卷二百一十一篇。作为明代判词典范的《折狱新语》,其中的审判饱含着“情理审判”的精神。中国传统社会是情理社会,“情理”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核心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说:“中国古代的法律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冰山一样,漂浮在情理的海洋之上”。中国古代审判中的“情”,既有“案情”、“实情”的含义,也有“情感”、“习惯”的含义,是社会公认的情感;中国古代审判中的“理”,是当时人们认识到的各种规律和长久形成的关于对天地宇宙的整体看法,即所谓“道理”、“天理”、“天道”;中国古代审判中的“情理”,是“情”与“理”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式的理性和良心,是中国古代的道德伦理和常识。 

  在《折狱新语》所载的审判中,从法律依据上看,李清并不只是一味严肃地引照国法,而是灵活地以“情理”断案,他往往会“给以案件的具体性或特殊情况通盘和细致的考虑”,会给予眼前的每个当事人各自面临的具体情况以细致入微的考虑及尽可能的照顾。李清十分重视从人情、世情和常理出发来对案件进行证说,融情理于司法审判。 

  人情与司法审判 

  在古代中国有“法不外乎人情”的说法,就是说法律和人情并无矛盾之处,“法不外乎人情”要求人情和法律兼顾,在案件审断当中应该优先考虑人情,满足人情的需要。《折狱新语》中体现以人情判案的案例很多。《婚姻·法斩事》中判决李二木家的奴婢跟后来的年轻丈夫刘龙团聚,就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判决。案情是:因陈世杰无嗣,沈海便做媒将李二木家的婢女聘于陈世杰为妾。以陈世杰“鸡皮鹤发之年”,迎娶华如桃李的少女,是年龄极不相称的“恶姻缘”。后来该婢女改嫁刘龙,二人相亲相爱。沈海因为没有分沾利益,便唆使李二木到衙门控告刘龙与婢女。李清经审理得知,婢女改嫁刘龙是正常婚姻,并非法律所规定的“略卖”情形,而且刘龙与婢女夫妻和睦。在这个案件中,李清从人情出发,秉持夫妇双方年龄理应相当的人性理念而反对老翁纳婢的做法,作出了如下判决:“夫主翁已为鸡皮鹤发之衰朽,而婢子犹作艳李浓艳之妖娆……以繁花缀黄叶,恐一老一少到底是恶姻缘也”,并判称陈世杰同意小妾改嫁是“积阴德”的行为,李二木无事生非,遂被判处杖刑,而婢女与丈夫也得以团聚。从对此案的审理可以看出司法官李清在审断案件时对人情的注重。 

  《折狱新语》中体现以情判案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婚姻·姻变事》中李清把妨碍婚事的两人暂时羁押在狱中,成全了一对有情人,“父冰人官月老,亦鸳鸯谱内之新语佳话也”,也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判决。人情与法理是可以相通的,在判断是非上,人情比法律更权威。基于此,司法官李清总是在遵照律法的前提下兼顾人情,使得判词具有浓厚的人情味,更能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理解。 

  世情与司法审判 

  案情复杂的案件需要司法官具备对世情细致入微的体察能力。《折狱新语》判词中记载的案例大多比较复杂,但身为司法官的李清却能理清思绪,掌控世情,从而作出让当事人叩首心服的判决。《产业·宪斩事》的判词就充分表明了李清对世情事理的分析与把握。案情是:舒允明与妻夏氏无子,遂收养水永祥为子,更名为舒永祥。水永祥原乃水国太之弟,后舒允明意外落水身亡,水永祥也因病去世,留下寡妻缪氏及遗腹子舒陛。水国太将缪氏卖嫁他人,所得银两用于娶妻,后将舒陛交于新妻抚养,自己又与夏氏姘居。事情败露后,夏氏携舒陛另居别处,然夏氏并非安分守己之人,她将先夫舒允明的田产卖于本地生员吴绶章的父亲。后自称与舒允明同宗的舒亮携舒陛到衙门控诉夏氏及吴绶章之父,欲夺回夏氏卖于吴绶章之父的田产。对于舒亮的意图,身为司法官的李清内心十分明了,对此,李清在判词中写道:“试问永祥之死,国太之占,缪氏与夏氏之改嫁,屈指数十年间,几多花谢水流之叹!而亮皆安在?不过假陛为奇货耳。”田产买卖已然完成,吴绶章之父已然居住房屋多年,田产买卖时夏氏是否对田产有处分权,而今田产的所属权又归谁,实乃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如若让夏氏将房子赎回,那么她现在住的房子则无人照顾;吴绶章已对房屋经营多时,如若让吴绶章出让房子,亦是十分不合情理的。对此,李清在判词中写道:“欲命舒氏议赎,则堂前之燕子无主;欲命绶章议让,则久营之鹊巢难弃。”此案是一个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多、案情复杂的案例,如何处理田产的归属问题,不仅关乎律法,更涉及对世情与法理的处理。李清最终判吴绶章出银四两于舒陛,以供舒陛赡养夏氏,而舒陛虽已为舒氏宗人,但是鉴于舒陛数十年间命途坎坷,仍准许他与其伯父永祯同住。而对于舒亮,借题兴讼,图谋不轨,对其处以杖刑,以儆效尤。此案的处理,体现出了司法官员李清“依世情理案”的理念和驾驭世情与律法的高超能力。 

  常理与司法审判 

  常理,是人们生活经验的结晶,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一般为当时的社会所公认和遵循,在司法审判中常常用作事实判断、逻辑推演的依据。《淫奸·庠奸事》所载案件是李清依常理断案的典型案例,案情是:奉化生员周思勤约好友应怀玉、孙懋前往佃户王学恩家索租,恰逢王学恩外出,其妻叶氏出来应答。思勤等以为学恩躲在房中,回避交租,遂强行进屋搜寻,叶氏阻拦不及,呼喊引来叔姑胡氏、徐氏等四邻,发生肢体冲突,导致思勤“裂冠毁发”,而学恩以思勤等人调戏其妻为由控告到官府。李清听取胡氏、徐氏的口供,认真剖析案件的细节,认为周思勤等人没有调戏叶氏的动机。对此,李清在判词中写到:“必无日之方中,乃携两友而狎一妇者。故以为挦发则自取,以为剪发则乌有也。”李清根据常理驳回了学恩的控告。但是,思勤等人未等学恩远行归来即强行索租,有“移步之错”,有违男女之大防,易造成误会,这种行为并不是十分恰当,所以对其“姑罚示惩”。 

  再如《产业·逆抄事》所载案件也是依常理断案的典型案例,案情是:杜云年暮无儿,典孀妇刘氏为妾世,刘氏前夫之子刘姐,已典在王生员门下为嗣,杜云捐金四两将其赎回。杜云死后,屠氏(杜云妻)、刘氏因遗嘱争议告到官府。李清根据杜云死后屠氏、刘氏的诸多行为细节判断遗嘱的真假。李清在判词中写道:“何同衾十载,终不往侍巾栉也?今云故矣!卷帘恩重,虽主人去乎,犹当一作顾庐之雁;而缟素一恸,竟不移足柩前者为何?想生前欢爱,病里言词,俱付之流水行云;而独假云遗嘱,估四十亩者何?夫此遗嘱一纸,真乎?赝乎?绸缪将及十载,而以久住为永诀者,竟不作四五声之啼。想死者有灵,必九原饮恨。”李清判断的主要依据就是常理,因为刘氏成为杜云妾世已有十年,杜云还帮其赎回前夫之子,可谓有恩。按理说,杜云死时刘氏应该很悲恸。实则相反,刘氏只提遗嘱,竟然“不作四五声之啼”,显然有违常理。可见,常理不仅用来判断事实的真伪,在诉讼的事实认定层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还用于逻辑推演,在认定两造的过错与责任时,或折中或抵消,最终使双方纠纷得以化解,达至定纷止争的境界。 

  纵观《折狱新语》判词二百一十一篇,字里行间不乏充沛的情理。以李清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司法官们在审理案件时,既依从法律,更考虑情理,他们习惯于从社会人情、世情和常理出发来推断案件,无论是审度案情还是裁判结果必求符合情理,使案件的审理结果有益于实现“情法两平”、“情法兼到”之目的。这点值得我们今日之审判人员加以参酌。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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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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