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与《左传》中的武姜

2017-06-03 08:5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颖

  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记述郑武公去世后,郑武夫人(即武姜)规诫嗣君(文中称孺子,即郑庄公)之事。

  武姜在规辞中,从“先君”武公依靠大夫治国的经历讲起,规诫年幼的嗣君守丧期间把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管理,并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两方面讲了这样做的道理。她回顾历史说:“昔吾先君,如邦将有大事,必再三进大夫而与之偕图……故君与大夫晏焉,不相得恶。”“吾君陷于大难之中,居于卫三年,不见其邦,亦不见其室,如毋有良臣,三年无君,邦家乱也。”关于具体的政治安排,她说:“今吾君既世,孺子汝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老妇亦将纠修宫中之政,门槛之外毋敢有知焉。老妇亦不敢以兄弟婚姻之言以乱大夫之政。孺子亦毋以执竖卑御、勤力射驭、媚妒之臣躬恭其颜色,掩于其巧语,以乱大夫之政。”

  这篇文献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嗣君三年不得干预朝政,而将国家交大臣治理之论与通常认识似有不符。与此相关,涉及人们对《左传》中武姜其人的认知。

  《左传·隐公元年》记有“郑伯克段”之事,《古文观止》以《郑伯克段于鄢》为名将其置于书首。篇中言武姜因难产而厌恶长子庄公,而爱小儿共叔段,终酿成兄弟阋墙的大事件。这一记述影响到清华简整理者对《郑武夫人规孺子》的基本判断。清华简整理者对于规诫嗣君将治理国政大权交与大夫老臣三年,断为武姜出于帮助共叔段“夺权”的需要,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实际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庄公的顺利登基理政”。这种评价,显然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如果抛开成见,我们会发现,武姜规孺子三年后理政,并非出于夺权的“阴谋”,而是高明的政治安排。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郑世家》相关记载推断,武公去世时郑庄公十三岁。十三岁的嗣君,很难独理国政。武姜临事不乱,纵观全局,规诫庄公三年内“毋知邦政,属之大夫”,这是一种明智的政治方略。她的明智就在于选择一种可依循的古礼,让年幼的嗣君平稳度过政权交接的困难时期。

  嗣君三年不理国政,本于古礼。这种古礼以“高宗亮阴”的传说方式留存下来。高宗,即殷商中兴之王武丁,相传他即位时曾三年“亮阴”。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典籍为《尚书·无逸》篇。篇中周公训教成王时说:“(高宗)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亮阴”,典籍也称“谅阴”“亮闇”或“梁闇”,与古人居丧之礼有关。《论语·宪问》篇载有孔子与子张关于这一问题的对话: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按照孔子的说法,国君去世,百官各司其职,听命于冢宰三年,是古人的惯例。考之史实,“高宗亮阴”确非个案。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楚庄王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这一状况与殷高宗“三年不言”极为相似。

  嗣君“亮阴”,三年不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守居丧之礼,更是旧君崩亡时完成君权接替的一种政治手段。旧君初丧,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国语·晋语》)旧君已逝,各方力量盘根错节,历史上许多篡弑之事,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君欲顺利承位,绝非易事,稍有不慎,就可能失去政权。此时,嗣君依靠三年不言的守丧方式,反而能稳定局势。不言,更能震慑臣下,使之不敢妄动,也能暗中观察、培植自己的力量。

  《吕氏春秋·重言》记载高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说的就是高宗“不言”的震慑力量。《殷本纪》叙述此事时,也强调了“不言”的作用:“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把政事交与冢宰三年,伺机“观国风”,而获“其佐”。楚庄王即位时“三年不动,不飞不鸣”,也是在积蓄力量。“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吕氏春秋·慎言》)“定志意”“长羽翼”“览民则”,正是其三年“不言”的用意所在。

  武姜嘱嗣君“毋知邦政,属之大夫”,不仅出于上述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且有具体明晰的方略。她训诫庄公:“孺子汝恭大夫,且以教焉。如及三岁,幸果善之,孺子其重得良臣,使御冠也,布图于君。”“如弗果善……其罪亦足数也。”庄公听从武姜教诲,“毋敢有知焉,属之大夫及百执事,人皆惧,各恭其事”。这一政治谋划的结局,与殷武丁“卿大夫恐惧”的效果相同。

  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武姜,是“郑伯克段”事件中那个偏狭的母亲。左氏大加渲染的叙事笔法,让人对武姜“爱恶之偏,以基骨肉相残之祸”(《古文观止》评语)的印象挥之不去,对故事结尾的细节忽略不察。

  《左传》记郑庄与姜氏大隧之中相见:“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关于这一赋诗情节,人们往往做浅表解读,认为是庄公与武姜母子虚伪的表现。实际上,这一行为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我们理解武姜这一人物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赋诗”是春秋时贵族社会的重要文化传统。其意义有二:或“造篇”,或“诵古”。“造篇”就是自己创作,“诵古”就是诵古诗之意。无论造篇,抑或诵古,都反映出春秋时贵族的礼乐文化修养。武姜与郑庄母子间的“赋诗”是以“造篇”的方式呈现的。武姜与郑庄公的酬对,儒雅得体,说明她有很深厚的礼乐文化方面的修养。这与清华简中武姜的形象正相映照。

  “遂为母子如初”一句,是另一个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它对我们理解武姜与郑庄公间的母子关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母子如初”,说明当初武姜与庄公曾有过正常的融洽的母子关系。“郑伯克段”这一郑国的宫廷斗争与家族悲剧,是随着共叔段势力增长,兄弟间矛盾激化才产生的。《左传》作者为叙事生动,渲染当年庄公的“寤生”,模糊了母子矛盾产生的时间,致使人们对武姜其人的整体认识出现偏差。

  (作者:李颖 系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汉教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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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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