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视野下的跨文化传播

——访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

2017-09-21 07: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冯建华

  赵月枝,浙江缙云县人,1996年获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任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ommunication),兼任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同时还是《全球媒体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的创刊主编之一和十多份中英文刊物的编委。 

  她的主要成果涵盖传播理论与社会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传播与全球媒体治理等,现已出版7部中英文学术专(编)著,包括《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等。2013年和2014年,她先后荣获达拉斯·斯迈思奖(The Dallas Smythe Award)和埃德温·贝克奖(The C. Edwin Baker Award),是国际传播学界第二位拥有这两项终身学术成就奖的学者。

 

  作为一个建制化的学科,传播学诞生于二战时期的美国,成长于冷战时期的北美与欧洲,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20世纪80年代初,传播学引入中国。1997年,传播学与同为二级学科的新闻学组合成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中国的传播学发展,是一个在“西方化”与“去西方化”之间交互演进的历史过程。传播学能否做到“去西方化”,换言之,传播学有无可能实现“本土化”,乃至建立中国本土的传播学,中国传播学界对此问题展开过多次比较集中的讨论与争鸣。

  在一定层面上,“去西方化”或“本土化”体现的是学术自觉。但是,如若掌握不好分寸,学术研究也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地。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常年把“去西方中心主义”视作自己的学术使命。近几年回到国内高校任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后,她又开始着力于构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在“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道路上,她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中国的传播研究缘何缺乏宏大历史观?如何消除传播研究中的“二元对立”?围绕以上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期先后多次采访了赵月枝教授。她的睿智及充满激情的话语风格,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一个慢慢觉悟和实践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个常年在北美从事研究工作的华人传播学者,“去西方中心主义”贯穿了您的学术研究之路,这让外人有些不可理解,也充满了好奇,请问您为何有如此强烈的意识?

  赵月枝:这应该与我一到北美就接触西方批判学派有关。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批判西方帝国主义是这一学派观点的核心内容之一。我是1986年到加拿大读研的。由于知识上的东西方“断裂”,我当时并不知道, 在中国引入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之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1978年就在美国出版了。当然,我也不是一到加拿大就有这样的思想和知识背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尤其从普通的认识到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体现这样的立场,也是一个慢慢觉悟和实践的过程。比如,当我和哈克特教授合作写《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时,还没有很自觉的“去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该书聚焦西方新闻体系内部的困境、矛盾和危机。我的博士论文对此问题有所推进,揭示了用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媒体改革的复杂性。在学术研究中更鲜明地表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是在我更多地接触了西方内部的反种族主义学者的理论和汉学界有关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问题的讨论之后。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孙龙)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