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上海各界如何救助中外难民

——苏智良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2017-11-07 07:1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苏智良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出版《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上海拉贝饶家驹》《上海城区史》等40余部著作。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烧杀造成难民潮起。时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酝酿共同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里,建有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还设计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的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

  ■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达三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两万五千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避居地。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里,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在艰苦的岁月里,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一同过中国年、一起分享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在弄堂玩耍。还有上千名犹太难民以各种方式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回望这段烽火岁月,除了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之外,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间的互助也值得纪念。战争状态下会产生大量难民,而在拯救难民方面,上海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上海民众以宽广友善的胸怀接纳、庇护了3万犹太难民;另一方面,以上海法侨、“中国之友”饶家驹为首的国际人士秉着“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一理念,建立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

  饶家驹联络各国、各种政治势力参与保护难民的经验,在二战后得到了推广。交战双方保护平民、平民不从事军事性质工作等规定,也经由饶家驹的探索后逐渐得到推广。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而在犹太难民保护领域,现在镌刻13732位犹太难民姓名的“上海名单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霍山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青浦的“上海犹太纪念园”,成为展示这段往事的重要纪念场所。

  两个难民区,一座英雄城。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的范例,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仅要对历史遗存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好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看起来是外国人,但一说话就拉近距离了,他会上海话”

  早在1913年就来到上海的饶家驹,有着很高的语言天赋。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日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方言。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烧杀造成难民潮起。大批战争难民饥寒交迫,急需援助。时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爱心人士,酝酿共同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饶家驹担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保证了难民区的中立和非军事的性质。淞沪会战最后时刻,有4000名中国士兵被困在南市,但他们信守承诺并未进入南市难民区。由此,进一步确保了难民区的中立立场。

  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里,建有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有提供米粥、馒头、大饼、油条的固定场所,还设计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的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每人一天至少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那一时期,城隍庙、豫园、沉香阁、福佑路清真寺、梧桐街天主堂、小世界游乐场、万竹小学、梨园公会、珠玉业公会等处挤满了难民。就连九曲桥上,夏天时节也睡满了难民。

  大难当头,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发起义演,周信芳等人振臂高呼,集款资助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

  难民区里设有3座难民医院、1座产妇医院、1座灾童医院以及1座残老院。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日前,我们在档案材料中发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安排饶家驹会见罗斯福总统的信函。这些信函存放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在白宫,罗斯福总统为饶家驹的善举所感动,给上海难民区提供了70万美元。

  饶家驹的办公室就设在难民区。虽然有白俄巡捕执勤,但他每天还是会上街查看。饶家驹喜欢和难民们在一起,难民区的小朋友私下叫他“大胡子”,更年长些的人则把他看作“拯救者”、称他“饶菩萨”。现今90岁的刘复田说:“他高高的个子,总穿黑衣服,大胡子,很随和。虽然看起来是外国人,让人不大敢亲近。但是他一说话就拉近距离了,他会上海话。看到小朋友,他会摸摸这个、拍拍那个,还会给大家发糖。”

  饶家驹和大家一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和非难民区的交界线——方浜路上,他的黑色外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企图进入难民区,抢劫年轻女性。被枪顶着的饶家驹毫不畏惧,用熟练的日语训斥日本兵,最后迫使对方没有扣动扳机。

  日军对南市难民区虎视眈眈,经常借故搜查难民区中所谓潜藏的抗日“重庆分子”。刘复田回忆,有一天,天还没亮,日军包围了青莲庵,命令所有人蹲在厨房,搜查“重庆分子”。但直到下午四五时,也没抓到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难民救助工作,并在江苏省委设立难民委员会。参与难民工作的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张爱萍、曹荻秋、陈国栋、周克等人。如今的百岁老人周克,当年就是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黄慕兰女士也全身心致力于难民救助。共产党人还以“移民垦荒”的名义,将大批难民送到了苏北地区。

  在饶家驹的带领下,南市难民区共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使他们避免了被屠杀、流浪的命运。1938年,南市难民区被国际红十字会誉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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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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