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2017-11-10 06:55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葛晓音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秦汉文、盛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古希腊戏剧、文艺复兴时期绘画、欧洲19世纪小说……留下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为人类精神生活提供了丰厚滋养,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获得丰厚土壤,也肩负伟大使命。我们约请文学史家,观照人类历史上那些文艺高峰,探索高峰崛起的历史条件、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为繁荣新时代中国文艺、筑就文艺新高峰提供历史镜鉴和思想启迪。

  ——编 者

 

  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进入历史上的高峰期。诗坛上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代表着唐代诗歌最高成就;文坛上也出现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开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繁荣时代。唐代之所以可称为文学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这些足以雄视百代的大作家,令后人难以超越;更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留下大量经典作品,至今广为传诵,历久不衰。那么唐代文学的高峰是怎样形成的?对于当今的文艺建设是否仍有启示呢?

  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例如唐诗正处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抛物线中点,各种诗歌形式已臻于成熟同时尚有变化的余地,各类题材也有较大开掘空间,作品往往具有恰到好处的天然魅力。但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启示之一:

  一代文人为时代而创作的使命感是文学高峰形成的前提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陈子昂的《感遇》38篇,通过“幽居观天运”思考人类生死、朝代兴没、世情播迁,探寻自己在“天运”“物化”中的位置,寄托了冀遇良时、奋发有为的壮心。开元诗人以同样的思维方式观察天道人事,感到的则是“明圣不世出”“千载一遭遇”的庆幸。这就大大拓宽了创作者的胸怀和视野,激发起及时建功的热情,以及对光阴的加倍珍惜:“日月千龄旦,河山万族春。怀铅书瑞府,横草事边尘。不及安人吏,能使王化淳。”“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放眼千载,满目河山,无论是在朝廷、边塞还是地方,都可建立使人民安定、风俗淳朴的功业。站在这样的高度观察时代、审视自我,使开元诗人树立高远的人生目标,也使他们的诗歌情调更为爽朗,境界更为宏阔。

  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中,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提出乘时而起的创作主张:“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唐玄宗早年励精求治,李白也和多数诗人一样,认为开元年间已经复兴了尧舜垂衣而治的太平之世,看到才子们纷纷乘此时运,各展才能,像鲤鱼一样跃过龙门,写出文质兼备、光彩辉映的诗歌,自己更是希望像孔圣那样总结一代的政治文化,令著述照耀千秋。李白在此赞美盛唐诗坛群星灿烂的盛况,表达盛唐文人开创“文质相炳焕”一代诗风的共同使命感,以及登上文化高峰的强烈自信心,正是出于不愿辜负“休明”时代的自觉性。

  而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写下大量忧国忧民的传世名作,同样是出于“忠臣词愤激,烈士涕飘零”的创作激情。他怀着期待国家中兴的热切希望,用诗笔记录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事件,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官府诛求和战场血泊中呻吟的苦难命运。正因如此,他的诗歌被后人誉为不朽的“诗史”,在千载之下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唐时期,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时的唐朝已经处于衰世,诗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陷于多重矛盾和危机中的社会。因此白居易指出诗歌的作用是“救济人病,稗补时阙”,并以许多讽喻诗广泛触及中唐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由此可见,无论是盛唐还是中唐,文学高峰的产生都与诗人们为时代而创作的自觉使命感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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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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