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流域商业发展探究

2017-11-11 09: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武勇

  西江发源于云贵高原,由西北至东南横贯中国西南地区,特别是明清时期,西江如同一条大动脉,将中国西南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广西西江流域的重要圩镇中,民间流传着“无东不成市,无市不趋东”的俗语,凸显了广东商人及其资本在西江流域的重要地位。明代之前,西江流域的商业贸易重心集中在桂江流域,其中以南宋时期桂林(静江府)为中心的多重贸易网络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明清时期西江流域上流河段通道的开通,物资流动再次带动了商业文明的拓展,西江流域出现了有“小佛山”、“小香港”之称的繁荣市镇。

  凿空:大藤峡之乱的平定

  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在龙州至宾州路上曾赋诗:当年木客曾诗客,今日瑶人是稻人。四月畲田耕种毕,此间久已不文身。清代以来,两广地区承平已久。然而,在明代,广西中部地区却是战乱频发。其中,影响华南历史的重大事件是从天顺年间至嘉靖年间的“大藤峡瑶乱”。

  根据相关研究,明初大藤峡地区战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明王朝与两江土司对于当地的渗透,导致瑶人叛乱。尽管两广总督韩雍在成化年间首次平定瑶乱后,大藤峡地区恢复了一段平静,然而,正德五年(1510)后叛乱再度爆发。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麦思杰认为,大藤峡瑶乱的复发与明政府对西江中上游的统治策略有着密切关系。为了镇压瑶人反抗,明王朝祭出“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大藤峡地区引入右江土司、狼兵压制瑶人,以防“瑶人叛乱”。此举一方面是引入“狼兵”,使该地的族群关系更为复杂,另一方面是岑氏土司的势力范围扩张到大藤峡附近。

  在明王朝势力进入之前,大藤峡的瑶人社会以部落为主。瑶人“不入版籍,不供赋役”,是游离于王朝权力体系之外的群体。麦思杰认为,随着西江上游右江地区的土司不断向东扩张,导致该地逐渐变为狼瑶混杂的局面。岑氏土司及其狼兵进入大藤峡地区,不仅获得了土地等资源,而且使得当地族群关系更为复杂。土司、狼兵不断侵占瑶人田产,最终导致大藤峡地区“瑶乱”再度爆发。

  大藤峡瑶乱的最终得以解决是在采纳了王阳明提出的“善后七策”之后。广西民族大学青年学者唐晓涛研究发现,一直以来,明王朝解决大藤峡问题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峡江通畅,而嘉靖年间的“善后七策”则巧妙地将原本游离于国家体制外、不赋不役、阻挠通航、被标示为“瑶”的人群,转变为国家体制内由县官管辖、交粮当差的编户齐民,从制度上消除了瑶乱产生的动因。事实证明,这些措置非常成功,此后文献上鲜见大藤峡瑶乱的记载。

  大藤峡及其附近地区叛乱逐渐平息的同时,两广总督的设置在军事上保证了通道的畅通,加快了两广在军事、行政、经济方面的融合。

  当然,这一事件还引起了其他的“市场”反应,如广东盐开始侵占海北盐的市场份额。盐税是明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明初,盐政承袭于元代旧制。《明史》记载,明初“广东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雷州、高州、廉州、琼州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明王朝不惜重兵清剿“瑶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证西江及其上游的贯通。因为这一通道不仅是明王朝控制广西地区盐运的重要运输线,也是贯通云南、贵州的重要通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李晓龙研究认为,为了筹备平定叛乱的军饷,天顺二年(1458),巡抚两广的叶盛首先允许广东盐进入梧州以西发卖。至成化初,韩雍奏准于肇庆、梧州、清远、南雄等地设立抽盐厂,对过往盐商抽银以做军饷。实际上默许了广东盐进入梧州以西海北盐市场。

  盐路被打通后的数百年里,广东盐沿西江运销入西粤不绝,从后世的文献来看,梧州一直是盐运分销的重要集散地,并形成了临全埠、大江埠两大引地。临全埠包括桂林府属九州县、平乐府属五县,而大江埠则“自梧州循大湟江至桂平江口左右分流,凡龙胜厅、永安州、梧州府属三县,柳、庆、恩、浔、南、大、泗、镇八府,又黔省古州兼销之永从、独山、荔波,皆大江埠引地”。随着清代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的繁荣,西江流域的商业往来也更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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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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