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浙学

2017-11-11 09:2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涌泉 方嫒

  访谈嘉宾:

  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灵庚(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王锟(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圣华(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

  特邀主持:

  张涌泉(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院长)

  

  张涌泉:我们知道,浙学虽以地域命名,却是一种有着全国性影响的学术文化。浙学研究起步较慢,但实际影响很大,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杭州成为国都,浙学跃升为主流学术或主流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非常重视浙江的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浙学”,弘扬和传承浙江的历史文化。当时省委省政府组织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浙江社科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围绕浙学进行了讨论。吴光先生还做过一场以浙学为主题的讲座,我们先请吴光先生谈谈。

  吴光:那是2005年的事了。讲座主要讲了两大问题:一是以儒学为主导,谈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看法;二是关于浙学研究,浙学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内涵、基本精神,以及跟浙江精神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对浙学的重视,可以从几件具体的事上看出来。先说黄宗羲。我们召开“黄宗羲民本思想研讨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了一封贺信。再一个,总书记至少有20多次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我曾经协助浙江省策划了一套“廉政镜鉴丛书”,总书记为这套丛书写了序,。

  张涌泉:我们推动浙学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力争写好浙学这篇时代大文章。

  

  吴光:就我个人而言,浙学方面的工作主要有:第一,进行2000多万字的文献整理工作。比如《黄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编、吴光执行主编)。还有我主持整理的《王阳明全集》(与钱明、董平、姚延福合作编校),从1992年出版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印行了十余次,影响比较大。后来,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们(钱明为主)编校的《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增加了三分之一内容,以及对阳明后学的研究内容。

  张涌泉:这两个版本的《王阳明全集》有什么区别?

  吴光:有区别。上海古籍版的《王阳明全集》主要是以隆庆本《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但又增加了两卷内容,由原来的38卷改编成41卷(其中原第31卷上、卷下分立两卷),但基本是《王文成公全书》的内容。浙江古籍版的《王阳明全集》就增加了好多内容,收集了过去钱德洪他们编《王文成公全书》时剔除的许多内容。这些东西虽然价值不是很高,但我们下了很多功夫收集,尤其是钱明。然后把王阳明同时代和阳明后学论王阳明的资料,如传记、行状、碑铭等作为附录编进去,因此从篇幅来讲比上海古籍版增加了1/3,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与上海古籍版差不多。因为增加了许多散佚的诗文,比较全面,所以浙江古籍版对于完整研究王阳明的生平、事迹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后面的附录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两者有不同的特色。有一年,台湾戴琏璋教授访问浙江,我提出合作整理、出版《刘宗周全集》,戴同意了。最后由我和戴两人共同主编,由陈剩勇、何俊等几个人一起点校,该书将近300万字。后又出版了我主编的《马一浮全集》,在浙江古籍版3卷本基础上增加了内容,尤其是增加了马一浮在浙江图书馆抄《四库全书》记录的许多东西,还有马氏家族的资料,大多是掌故性的东西,篇幅由3卷本扩展为6卷本。另外,我还主持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汇辑》,共12本650多万字。以上这些文献加起来有2000多万字。

  第二,从理论上论述了浙学的历史渊源和思想内涵。我最早提出“王充是浙学的开山祖”这一观点。1993年,在浙江永康举行的陈亮思想研讨会上,我提出王充是浙学的源头,是浙学的开山祖。到本世纪初(2004年起),我对浙学做了狭义、广义和中义的区分,对它的内涵作出定义,提出浙东史学派是浙东经史学派这一观点,提出“大浙学”。所谓“大浙学”,是以两浙经史之学为主的一个概念,但又不仅仅是经史之学,还包括文学、自然科学、方志学等,都属于大浙学的内容。但我在学术定义上还是持中义的浙学观。

  第三,从正面论述了浙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把浙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八个字,对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谋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重在行”、黄宗羲的“经世应务”等思想主旨的概括都是由我首先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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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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