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传统叫《儒藏》

——用文献构建儒学大厦的世代蜀学

2017-11-26 08: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舒大刚 霞绍晖

  编者按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的线装版《儒藏精华》共计36函260册,日前正式出版发行,向党的十九大献上了一份厚礼。《儒藏精华》于《儒藏》基础上萃取精华而成,按照计划,明年将完成共计600余册《儒藏》的全部编纂与出版工作。川版《儒藏》是当代学人在整理国故上的新贡献,也是对蜀学悠久治学传统的继承与接力。本文将告诉我们,世代蜀学在整理儒学文献方面是如何“接着讲”的。

  蜀学是发生在巴蜀大地,曾经与中原学术并行发展,最终影响并融入中华学术宝库的区域性学术。蜀学在其产生和演变、发展的历程中,与儒家经典和儒学文献,曾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儒家经典体系的嬗变和定型,其成功经验和学术成果至今仍然是我们编好《儒藏》的精神食粮。

  早在上古时期,这里便诞生了为儒、道、墨三家共同推崇的“生于石纽”(《孟子》佚文)、“兴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的大禹,《尚书》载其因治水需要而悟“九畴”,于是衍为《洪范》(见《尚书》);又因伏羲氏《河图》,于是演为“三易”之首的《连山》(《山海经》佚文),两书及其所含“阴阳”观念和“五行”学说,奠定了后世中国(特别是儒家)经典文献的基本形态和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至于孔子所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的孝道观念,以及《考工记》所载“夏后氏世室”的宗庙制度,更是后世儒家坚决持守的道德伦理和礼仪基础。约当殷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所出土青铜祭坛,明显表现出“三界”(天、地、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战国时成书的《世本》又揭示蜀为“人皇之后”(《华阳国志》则称蜀“肇于人皇”之际),天皇、地皇、人皇三才一统的观念,又与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吻合起来。《华阳国志》记载蜀王亡故,不同中原之谥号,而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命其庙号,又与《洪范》中所载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结合起来。至于禹所娶涂山氏之婢女吟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后为周公、召公所取法“以为《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又为屈原所依仿,造为楚辞(谢无量《蜀学会叙》)。所有这些,均可视为早期巴蜀学人对儒学经典文献形成的特别贡献。

  秦汉时期,物华天宝的巴蜀地区不仅是祖国统一的坚强基地,也是中华学术孕育和发展的摇篮。汉景帝末年,庐江舒城人文翁为蜀守,有感于秦后天下绝学,乃修起学宫于成都市中,派张宽等18人前往长安从博士讲习孔子“七经”(在中央所传《诗》《书》《易》《礼》《春秋》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张宽等学成归来,即居学宫教授;文翁复选下县弟子入石室肄业,成功改变巴蜀的“蛮夷风”,实现移风易俗,儒学正式扎根巴蜀。巴蜀士子,或负笈万里,求学京师,或居乡开馆,传道授徒,形成颇具特色的“蜀学”流派,史书或称“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或直接说“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蜀书》《华阳国志》)。巴蜀士子以经学为学习和追迹对象,在儒家故里之外又形成一个儒化地区,故当时巴蜀有“西南邹鲁”“岷峨洙泗”之称。文翁石室是汉朝首个由地方政府建设的高等学府,在历史上成绩卓著,影响深远,史称“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推广其经验,“令天下皆置学校官”(同上),于是汉代遍开郡国之学,中国进入全面“儒化”时代。当时汉博士所守经典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蜀中所传则是“七经”,在“五经”外增加《论语》《孝经》,形成“蜀学”重视伦理教化的经典特色。“七经”概念在东汉得到普遍认同,儒经体系于此实现从“五经”(重史)向“七经”(重传记)的转型。

  东汉末年,天下纷乱,中央太学,徒具故事。然而时镇巴蜀的河间人高却在成都大兴文教,既恢复被战乱所毁的文翁石室,又在石室之东新建祭祀周公、孔子等历代圣贤的“周公礼殿”,教育与祭祀并重,形成中国学校“庙学合一”“知信合一”的体制,这比北魏在都城洛阳实行的同一制度提前300年!

  唐自武后,滥用威权,学官多授亲信,太学形同虚设,但是远在西南的巴蜀地区,却社会稳定,人文辐辏。八世纪,成都诞生了以“西川印子”命名的雕版印刷物,肇开人类印刷术之先河,宋人有曰:“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朱翌《猗觉寮杂记》)五代时期,巴蜀图书出版成绩卓著,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广政元年(938)倡刻《石室十三经》,历180余年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最后一经《孟子》入刻。蜀石经有经有注,规模宏大,“碑越千数”(晁公武说),堪称中国“石经”之最。蜀石经可贵之处,是在唐代盛行的“九经”(《易》《书》《诗》“三礼”“三传”)体系(即使《开成石经》刻了十二部,也只称《石壁九经》)外,增加《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以《石室十三经》(或《蜀刻十三经》)命名(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曾宏父《石刻铺叙》),正式形成“十三经”体系。这套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促成了儒家《十三经》的最后形成。毋氏还将原来用于“阴阳杂书”和佛家读本的雕版技术,移刻儒家经典以及《文选》、类书等正规文献,为五代、北宋儒经“监本”等权威刻本树立了榜样。

  宋代“四川”刻书业十分发达,“蜀版”是当时学人和藏家努力罗致和收藏的珍品,杨慎有“宋世书传,蜀本最善”(《丹铅续录》卷六)之说;开宝年间由政府主刻的多达13万片的“开宝大藏经”,即由高品张从信督刊于成都,成为后世藏经鼻祖。南宋理宗时,蜀人魏了翁将唐孔颖达、贾公彦等《九经注疏》删节为《九经要义》,以便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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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屹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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