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治理

揭示“逆全球化”本质 探讨“新全球化”趋势 评点中国方案

2017-12-28 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玉洁

  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事件,标志着全球化的大潮遭遇了“逆全球化”的险滩。在此背景下,重新调整全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打造全球化的升级版,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势在必行。

  本期对话的两位嘉宾长期从事全球治理的研究与实践,对“逆全球化”浪潮走向以及中国的角色担当有着各自的深刻洞悉。作为全球知名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执行副主席,马尼希·巴布纳一直活跃在环境治理的前沿,在他的带领下,世界资源研究所先后在中国、印度和巴西建立了办公室,启动了可持续及宜居城市等项目,以寻求实现人类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胡鞍钢是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社会职务,他撰写的国情报告具有重要影响,曾出版专著、合著、编著等各类著作80余部。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逆全球化”浪潮本质及其发展态势?如何看待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及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中国将为“新全球化”提出何种理念与方案?……围绕相关问题,记者分别对二位学者进行了采访。

  “逆全球化”的出现绝非偶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将2016年称作“逆全球化元年”,也有学者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看作是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您认为“逆全球化”是否存在明显的时间起点?

  巴布纳:我不认为某个事件标志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开端。但毫无疑问,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表明,民众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对政府失去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经济,却感觉越来越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种不确定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发达国家尤其如此,只是过去几年变得愈发明显。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可以说,2016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年份,在这一年我们注意到的是若干方面的倒退。越来越多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证明了民众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置于机会之外,他们并没有从贸易投资和其他一体化中受益,包括发达国家的民众,比如说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很多欧洲国家。

  长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是在逐步演变的。起初,人们仅仅关注如何减少壁垒以改善贸易,认为贸易越多发展越好。但经验表明,虽然贸易整体来说带来很多益处,我们仍要警惕其负面影响。事实上,某些国家、行业、社区可能获益,而对其他人则并非如此。因此,目前全球经济体系正经受着考验,如何应对这一考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必须思考能否通过贸易投资协定及移民政策,来取得更好的发展成果,使原本未能获益的人群获得公平、顺利转型的机遇。

  胡鞍钢:1870年以来的前三次全球化,西方国家是主导者,其最大的本质特征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而且也不可持续,这是毫无疑问的。而新的全球化诞生在南方国家兴起的时代,最重要的是中国拿出了自己的方案,特别是杭州G20峰会,是中国拿出方案最多的一次,这些方案都不是中国另搞一套,而是基于国际公认的指标体系拿出自己的方案。可以说,“新全球化”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全球化。

  我们的研究也是将2008年作为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不断提高,世界货物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从1990年的31%上升至2008年的51.59%,中国这一时期的比重也从32.99%上升至55.75%(最高点为2006年的63.97%)。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全球化逆转的分界线,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59%下降至2016年的50%(2015年为44.32%);中国商品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5.75%下降至2016年的32.91%,降幅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于1999年的比重(33.1%)。由此可见,2008年是逆全球化的一个分界线,只不过2016年更加凸显,由于英国“脱欧”等事件更引起大家关注而已。

  《中国社会科学报》:“逆全球化”的出现,是偶然现象还是本质结构性变动?

  胡鞍钢:我认为是后者,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体系已经不适应21世纪的问题,特别是不适应像中国、印度等南方国家的崛起。就好像一个人原来个子小,穿的衣服尺码也小,现在是庞大的经济体,还让穿小衣服,就会产生不适应。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过去我们用它来分析中国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适应问题,现在看来是全球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不匹配,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匹配,这就需要考虑该如何重新适应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全球治理,包括全球治理模式和扩大参与的程度。所以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际秩序、国际民主、国际协商等,是解决世界性的不平等、不可持续等问题的重要理念。

  可以说,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老人最大的特点是身体机能老化,缺乏创新,制度几十年不变。比如一个国外城市多年不变,太老化而没办法进行改革。从全球层次来看表现为不适应新的全球化,地方层面比如底特律大规模失业增加。现在是西方一些国家没有重新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中国最大的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改革不是革命,不会使受损者再受损,而且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等方式,可以对受损者进行不同程度的补偿,会产生一些新的受益者。最主要的还是观念的转变,从中国之前提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到现在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国构建了欣欣向荣的创新生态,而其他一些国家的观念却始终未变。

  我们提出的“共享发展”,大家都是参与者、分享者和共同推动者,这是典型的社会主义,体现了对受损者进行补偿的政策。比如我国对5000万到6000万国企下岗职工的逐渐消化,通过下岗分流实现再就业,并没有造成污名化。应对这股伴随“逆全球化”而来的失业潮,外国也可以学习中国这方面的经验。民生之本也是“逆全球化”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要当“新全球化”的先行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 欧美的“逆全球化”浪潮将会如何发展?

  巴布纳:当前许多国家面临民粹主义抬头、民众对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在退潮甚至引起广泛挫折感等种种考验。下一步的趋势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考验。欧盟和美国尤为明显,一些欧美工人认为贸易协定不公平,为此心怀不满。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政治和商业领袖如何应对新型贸易和投资协定,我们能否设计出对所有民众更为有利的经济系统。

  胡鞍钢:欧美“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还无法预期,但是新兴国家都愿意参与到全球治理过程之中,比如它们主动和中国一起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像1929—1933年经济危机,那次危机的终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本世纪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机遇。比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提出供给侧改革,而且还提出了适度扩大内需,主要是涉及消费、基础设施和增加民间投资这三方面。可以说中国国内的需求,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既是投资,又是需求。比如实物需求向服务业需求转换,包括养老业和健身业等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机遇。

  “逆全球化”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逆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中国应继续为世界作出理念贡献、机会贡献、制度贡献,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和引领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及西方等全球化的原倡导者反而带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全球治理包括气候治理面临“领导力赤字”,那么,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将面临何种机遇、需扮演何种角色?

  胡鞍钢:“全球领导力赤字”不是在南方国家,而是在北方国家,因此它们必须让出空间来——要改革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有些北方国家,既没有能力,又不让出来。事实表明,中国不提出方案是不行的。面对“新全球化”,我们就要出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北方国家如放弃,中国就需要在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比如李克强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将继续推进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就把这个大旗扛起来了。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不断提升,中国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世界经济增长的推动者,也成为世界贸易格局、投资格局和经济版图的塑造者,同时也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成为担负国际责任的大国。而“十三五”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化逐步进入了“新常态”,即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影响者,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世界经济格局的塑造者,并有望在若干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塑造者和创新者。

  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了,因此要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到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和全面提升的新阶段,进一步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建设,塑造一个成熟、负责、有吸引力的大国形象。我们可以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为塑造者、参与者、影响者、建设者和改革者。这里我提出的是改革者,并不是革命者,因为我们要打造的只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并没有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冯瑶)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