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

2018-01-05 08:03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建华

    章培恒先生针对长期以来大学学科造成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发出打通古今的呼吁,凭这“整体”观念把中国文学史纳入世界文明史进程,实即把中国文学看做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完成了文学史的现代与传统的对接,树立了汉语的主体性。古今演变蕴涵着对于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化走向的回应与前瞻,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打通古今的论述,见诸《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下称《宏观与微观》)与《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下称《鸿沟》)这两篇文章,1999年初先后在《复旦学报》和《文汇报·文艺百家》上发表。同类文章可能还有,而两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应当是他最为重视的。他在《鸿沟》中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中,除了必须重视文学观念以外,把中国所谓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通,似已成为当务之急。否则宏观研究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宏观研究”(《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页574)。这对当时学界具振聋发聩之效,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体会到某种紧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变几乎已成为文学史研究者的常识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先生面临一种学术与生命的紧迫性。的确,长期在古典文学领域里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给自己带来挑战和压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几篇文章《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重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下称《开端》)都与现代文学有关,虽然为数不多,却涉及现代文学与古今演变的方向性问题,十分宝贵。从时间上看,这三篇文章写于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后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种紧迫性。  

  与“古今演变”的宏观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观念:“就中国文学史研究来说,我认为宏观的研究显然是滞后了,目前非大力推进不可”(《不京不海集》,页569)。事实上提出古今演变是以他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把握为基础的。从学术谱系来看,众所周知章先生最初师从贾植芳先生学习现代文学,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又师从蒋天枢先生学习古典文学,因此他本来就通古今。虽然自1980年代起所发表的大量学术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实际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有深厚的学养。这里举一个我个人接触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开展》一书,请章先生赐序。出版社催得紧,他很快就写了。这并非一般推奖学生之作,文中言简意赅地论及茅盾小说创作的特点及其接受过程中与意识形态的纠葛,还引用了未为学者注意的1936年鲁迅给胡风的一封信,关于茅盾创作提出了包括风格及其与其他作家区别在内的三个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也带有某种普遍意义。  

  “我在上初中时就读了茅盾的不少小说,而且颇为喜欢”,章先生在序文里说,事实上不仅对茅盾的小说,这篇2500字的短文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宏观观照。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华山医院病床上写的,至今难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请的情景。现在这本《革命与形式》已被翻译成英文,荷兰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计划,如果先生在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章先生曾打算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可惜没能如愿。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有所好转就全力投入与骆玉明教授合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的修订工作,该书在2007年出版,即《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其后又有所修订,2011年出版了增订本第二版。此书凸显了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观念,如书前《增订本序》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时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同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页1)可见在原先架构的基础上体现古今演变成为“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们学习章先生的古今演变的思想,除了有关的理论性阐述,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满具体例证与实验精神的丰富矿藏。  

  下面就《中国文学史新著》(下称《新著》)与“古今演变”宏观研究的关系及其对于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意义等方面谈点粗浅的体会,请大家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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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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