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继承中创新

2018-01-08 07: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献忠 成淑君

  2017年,中国古代史延续了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无论从史料的发掘、选题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总体上讲,继承中有创新,发展中有反思。

  运用新史料深化历史研究

  近年来,各个断代基本上都有新史料发现,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例如,简帛和碑刻资料的发掘、清水江文书与巴县档案的发现和整理,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发掘,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2017年,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们运用走马楼吴简研究三国时期户籍和人口,运用甘肃临泽晋简探索两晋十六国时期家产继承和户籍制度,运用秦简探讨秦朝职官制度,通过对上博简文本的解读来分析早期儒家君亲观念,都是利用简牍从事古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一些学者运用清水江文书分析黔东南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女性、土地买卖等,促进了明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和区域史研究。

  “彭江沉银”的发掘是2017年明史领域的一件大事,有助于推进明末农民战争史、明代宗藩制度和四川地方史研究。4月7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在眉山市彭山区举行,《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5期以《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为题,介绍了与会学者的观点,体现了考古学界与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互动。

  有些史料在数量上虽然不如简帛和清水江文书等,亦非考古新发现,但此前鲜有人关注或利用,对这类史料的挖掘运用也促进了相关研究,例如,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葡外交之确定——以丘道隆〈请却佛郎机贡献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3期),运用《上杭县志》所载《请却佛郎机贡献疏》,探讨了明朝对葡萄牙外交方略的确定。

  很多新史料尤其是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既是对已有史料的补充,也打开了古史研究的“另一扇窗口”。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零散化问题,系统研究和相互协作还不够,这类新史料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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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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